家务劳动货币化并非解决性别差距的灵丹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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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重要表征是家务劳动的货币化，从经济上肯定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的贡献。但是，无论家务劳动的价格如何测算，其结果都不能真正体现家务劳动的价值，因为家务劳动不仅包括劳动强度和服务质量，而且还有亲属之间的情感和精神投入，后者本身就是无法量化的。同时，作为家庭成员的男性理应分担照料家庭的责任，不应让家务劳动完全落在妇女的肩上；而无论采取何种措施来承认女性的家务劳动价值，都不能回避政府在社会福利中理应担负的责任。

■ 章立明

2014年，联合国赤贫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塞普尔韦达（Sepulveda）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到来前夕发出呼吁，要求“各国政府以及全世界男性对女性为无偿家务劳动所付出的努力予以更多的重视”。那么，要如何重视女性为无偿家务劳动所付出的努力呢？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是不是解决性别差距的良方呢？

家务劳动中的性别时间差

1980年代以来，全球女性在工资、教育和职业等方面都有着长足的进步，与男性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然而即使两性的其他条件相同，女性花费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依旧大大超过男性的，包括在男女平等水平很高的北欧四国中，男性花费在家务劳动方面的时间也不及女性的1/2。

从整体上说，当代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是呈下降趋势的，但还是远远多于男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家务劳动中的性别时间差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现象。据2014年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与日本的调查数据显示，以上三地女性平均每天做家务劳动的时间分别为2.3、2.4与3.8小时，而男性平均每天的家务劳动时间仅为0.7、1.4与0.5小时。另一项调查显示，澳大利亚女性平均每天花费在家务劳动和采购等事务上的时间多达5个小时约311分钟，相比之下，澳大利亚男性每天花在家庭事务上的时间只有172分钟，平均不到3小时。

与日韩等东亚国家的男性相比，中国男性更愿意参与家务活动，也从事种类更多的家务劳动，但是无论从家庭结构、城乡居住或者不同时期的数据来看，我国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还是要远远多于男性的时间。据2008年国家统计局的时间利用调查显示，妇女每天的有酬劳动时间为4小时23分钟，比男性少1小时37分钟；女性的无酬劳动（家务劳动）时间为3小时54分，而男性仅为1小时31分钟，前者比后者多2小时23分钟。这在农村居民中尤其明显，农村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比男性要多2小时41分钟，而城市的相应数字为1小时42分钟。在2010年，国内城乡在业女性工作日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分别为102和143分钟，为男性的2~3倍。在工作日，女性的总劳动时间为574分钟，男性为537分钟；在休息日，女性的休闲时间为240分钟，男性为297分钟。也就是说，中国女性从事的多是劳动力密集型工作且花费更多时间从事家务劳动，从而导致女性群体出现明显的时间短缺现象。随着社会的进步，时隔5年后这一现象已有所改观，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指出，2015年国内两性家务劳动时间差距已缩短到74分钟，说明两性共同分担家务劳动的观念已经越来越得到认同，从而更有利于女性在事业和家庭之间找到平衡点。

家务劳动社会化与家务劳动货币化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提出妇女解放的三个先决条件，其中第三条就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他说：“只有在消除了资本主义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大多数国内学者也把家务劳动的社会化看作是促进两性平等的终极路径，因为随着妇女外出就业人数的增加，家务劳动的社会化能帮助外出工作的女性有效地减少家务劳动时间，为她们减少角色紧张提供了最佳的选项。

所谓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其重要表征就是家务劳动的货币化，即用金钱来衡量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测算长期一直处于隐匿状态的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从经济上肯定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的贡献。长久以来，家务劳动被贬值和低价值化就是由于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使用价值难以货币化，导致难以通过金钱对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进行合理补偿。那么，该如何计算妇女从事缝补浆洗、育儿做饭等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呢？前苏联经济学家认为，若用其他方式来代替女性的家务劳动，全社会要付出约相当于每年雇佣1亿名拿工资的工人，其报酬为1年1500亿卢布，约合人民币12000亿元的代价（2014年俄罗斯卢布与人民币汇率）。国内经济学家也做过类似的测算，即将家务劳动转化为固定工资支付，每年约为420亿元人民币。

美国薪水网列出了一名全职母亲日常生活中扮演的十大角色，分别是清洁工、厨师、幼儿园教师、洗衣工、汽车司机、设备管理者、看门人、计算机操作者、首席执行官和心理医生，并声称，“假如这些工作全部由专业人士来担任，雇主大约需支付他们13.8095万美元的年薪”。因此，有学者主张在统计国内生产总值时，应该将家务劳动的贡献算在里面，因为家务劳动是维持家庭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的必要手段和基本方式，家庭成员特别是母亲和妻子通过劳动为家庭成员所提供的服务和物品应该成为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实，无论家务劳动的价格如何测算，其计算结果都不能真正体现家务劳动的价值，因为家务劳动不仅包括劳动强度和服务质量，而且还有亲属之间的情感和精神投入，特别是后者本身就是无法量化的。正因为如此，也有学者明确反对家务劳动的货币化，因为对家务劳动的付费只会助长资本主义对所有产品和服务明码标价的商品化趋向，使夫妻关系、母子关系和父子关系都完全商品化，最后的结果将彻底导致人的异化。此外，有偿家务的后果也会使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完全与世隔绝，它既不会刺激妇女去做户外的“男人工作”，更不会刺激男人来做户内的“女人工作”，最终使劳动分工完全的定型化和固定化。既然家务劳动是一个家庭必不可少的活动，那么，作为家庭成员的男性理应分担照料家庭的责任，不应让家务劳动完全落在妇女的肩上，从而减轻女性在从事家务劳动时的精神压力和心理负担。

政府在社会福利中理应担负责任

由于家务劳动是社会成员从事其他劳动的基础和前提，其社会属性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但是无论采取何种措施来承认女性的家务劳动价值都不能回避政府在社会福利中理应担负的责任。因为在家务劳动社会化呼声的背后是政府大幅削减卫生保健和社会服务方面的支出，使得对儿童和老年人照顾的公共责任最终转变成为个体家庭的家务劳动，特别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由于公共服务严重匮乏，妇女不得不充当了事实上的“社会安全阀”，从事儿童和老年人的照料任务。

就现阶段来说，政府可以逐步给予那些从事照料工作的妇女以不同额度的补贴，或者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来推动居家式的照料工作，在缓解各类照料机构数量不足的同时，也引导社会对家务劳动社会价值的承认。如2011年韩国政府在首尔市推出的“照顾孙辈”项目，就是由政府每月向照看孙辈的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发放40万韩元（约合2200元人民币）的津贴来补偿他们在照料孙辈上的劳动付出，从而巩固该国已婚妇女的就业率。

（作者为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