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健将的前程与被害女子的人生，哪一个更重要？

□ 舟子

据报道，美国名校斯坦福大学校园性侵案的轻判结果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6月12日，已经有超过百万民众在白宫网站请愿，要求罢免轻判此案的法官。斯坦福大学学生组织宣称，将在该校毕业典礼上就此案进行抗议。

20岁的白人学生布罗克·特纳曾三度入选全美高中游泳健将，并加入斯坦福大学校队，去年1月在参加派对时强暴一名醉酒后失去知觉的女性，被两名路过的大学生发现并制服后送交警方。性侵受害者是23岁的外校女子，姓名仍未公开。但她给法官的陈情报告描述了这一不堪回首的经历给她造成重大伤害，拨动了许多人的心弦。然而，日前，加利福尼亚圣克拉拉县高级法院法官佩尔斯基判处特纳监禁6个月，缓期3年执行；如果狱中表现良好，还可以减刑至3个月。

一个本来可以拥有美好未来的青年，因为性侵行为而葬送了自己的前程，这是一件可惜的事，然而“可惜”并不代表可以轻判，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社会的共识，就像加州圣克拉拉地方检察官杰夫·罗森在一项声明中表示，判决“与罪行不相称”，“校园内的强奸与校园外没有区别，强奸就是强奸。”他还表示，特纳是“恃强凌弱的侵犯者”，拒绝承担责任或表示悔过。

此前，法官佩尔斯基的解释是，量刑偏重会“严重影响”特纳的人生。这看似颇具“人文关怀”，可是那位性侵受害女子受到重大伤害的人生谁来“修复”呢？很难“修复”如初，而做出“与罪行相称”的判决，不过是惩前毖后，在人力可及的范围内尽可能“修复”，而且让其他的后来者免于重蹈覆辙罢了。加害者的人生因其违法行为受到严重影响，是其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而被害者的人生伤情才更需要受到关怀。

而对加害者的轻判就是往受害者的伤口上撒盐，使其雪上加霜。难怪轻判结果点燃了民众的愤怒情绪，连副总统拜登都出离愤怒，发表了致受害者的公开信，信中表示整个国家都对轻判性侵案“不满意”。拜登说，“我很敬佩你的勇气，大声说出强奸者的名字，揭露他的罪恶，并强烈表示你的尊严也应该得到尊重。我心里充满愤怒。”而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米歇尔·道贝尔则发起运动，要求罢免法官佩尔斯基，并称这样的轻判“严重威胁到大学校园里女性的安全”。她表示，佩尔斯基准予特纳缓刑，把他的年龄、学业成绩和饮酒纳入考虑范围——这是滥用法律。16名加州议员联名致信州司法委员会，要求评估主审法官佩尔斯基的品行，并要求重新评估对特纳的判决。

令民众感到愤怒的还有性侵者的父亲。特纳父亲对特纳的辩解也是引发公众愤怒的导火索之一。据报道，特纳父亲看到公众对此案的质疑后宣称，特纳已经“为其20分钟的不良行为付出了足够的代价”。特纳父亲还辩称，儿子计划利用缓刑期教育大学学生“饮酒和乱交的危险”，“以完全正面的方式回馈社会”。

言下之意，他的儿子受到的惩罚已经足够，而且正在延续其一贯的优秀生特质，正在变坏事为好事。而他的辩词中也是十足地在偷换概念：“性侵”和“乱交”不是一个概念，而“饮酒”也不是性侵的挡箭牌。

不知道特纳的父亲是否还在执迷不悟，但可以肯定的是，公众的强烈抗议与呼吁纠正轻判至少已经“教育”了两个人：此前为特纳辩护的一名中学咨询顾问和他的儿时玩伴为写信支持轻判特纳而道歉。名叫拉斯玛森的特纳好友此前指责“校园酗酒文化是罪魁祸首”。“文化化人”，没错，但即使有“校园酗酒文化”在，选择被什么样的文化所“化”，也是个人的自主选择。而且再说一遍：守法是公民的“身份证”，酗酒不是性侵者的通行证。而此次公众的大规模愤怒也说明，选择一种不为性侵找任何理由和借口的文化是必须也是明智之选。因为只有这样毫不宽容、绝不纵容，性侵行为才能越来越失去其在各种所谓“文化”和借口之下的“合理性”，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最终丧失其藏身之所。

另据报道，南非著名残奥会冠军、“刀锋战士”奥斯卡·皮斯托瑞斯杀害女友案经最高上诉法院裁决，被定性为谋杀，并打回到北豪登省高等法院重审。从13日开始在经历了3天的审理后，该案已经审结，有望于7月宣判。

“刀锋战士”枪杀女友案历时几年，其间多波折。2013年情人节凌晨，皮斯托瑞斯向躲在家中洗手间门后的女友连开4枪。他宣称误把女友当成入室抢劫者打死。在经过了一番马拉松式的审理后，北豪登省高等法院主审法官马西珀2014年判定为误杀而非谋杀，仅判其入狱5年。对此，公诉人和受害者家人纷纷表示不满，此案被提交最高上诉法院。最高上诉法院研究后认定原判决不妥，要求重新审理，并以谋杀罪名量刑确定刑期。公诉人内尔表示，皮斯托瑞斯并没有悔罪的表现，其刑期不应低于最低量刑标准。他还指出，皮斯托瑞斯的律师过分强调他个人的情况，其实这些本就无关紧要。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曾经有着励志偶像形象的运动健将也不例外。如果谋杀罪名最终确定，从运动健将到阶下囚，“刀锋战士”的人生轨迹将就此改变。在人生的运动场上，每个人都在实时书写着自己的运动记录，法律不会因他们曾经的健将光环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