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的美国，书本也上前线

□ 王驰

在不计其数的二战迷中，茉莉·戈波提尔·曼宁一定是很特别的一个。或许是因为怀揣美国历史硕士作为专业后盾，在辗转于多个大学及公共图书馆，翻阅了大量有关二战的书籍、报刊之后，这个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检察官，将她的研究锁定在战时美军的图书供应上，由此撰写的《书本也参战》一书，甫一出版，就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

台湾版的《书本也参战》251页，竖排，但阅读兴致丝毫不会消减。

在曼宁笔下，美国二战期间军队的图书供应就是一个传奇。书本，成为战时美国士兵的重要装备，被认为是“最难对付的武器”。

书本在战时进入美军部队，并非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以二战时规模最为盛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红十字会、青年会和女青年会、美国图书馆协会等民间团体，共同肩负起募集图书供给军队的任务。这些团体的工作深受士兵欢迎，有军官表示，书本“让我们的士兵以及与我们并肩作战的他国士兵，有了活下去的理由”，并且激发出“神奇的美军部队魂”。

有研究指出，书本具有治愈作用，能帮助人们更平顺地度过他们所承受的不幸和困难，缓减战争带来的恐惧和紧张。阅读不但能够提振士气、缓和冲击，还可以避免精神崩溃的发生。

从1942年起到战争结束的四年间，美国大后方向前方将士提供了超过1.4亿册免费的书籍。书籍如此受战士们的欢迎，以至于有士兵开玩笑，说士兵“屁股口袋若没有塞本书的话，应视同服装不整！”

除了士兵的需要，书本成为美国士兵战时重要的装备，还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对待书籍的疯狂举动不无关联。

1933年3月10日，德国柏林爆发大规模的焚书事件。熊熊火光与欢声连连中，那些被控会“伤及德国精神”的书籍，包括卡尔·马克思、杰克·伦敦、亨利希·曼、海伦·凯勒、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托马斯·曼等人的书化为灰烬。

对于希特勒与纳粹德国的文化攻击，美国报纸持续予以揭露。反法西斯阵线逐渐认识到，这场战争变成了双前线或二维的战争，也即分别发生在沙场与图书馆的战争。

1943年初，由专业人士发起的战时书籍委员会开始与美国各大出版公司和海军与陆军合作，创造出被誉为美国出版史上革命性的书籍革新成果——“战士版”书。

所谓战士版书，是战时书籍委员会从市场上已经出版的书中筛选出适合战士阅读的书籍，按照特定尺寸印制出来，然后以成本价卖给美国军队。

战士版书特定的尺寸和厚度，是战时书籍委员会在研究了制式军服口袋的尺寸后确定下来的，较大本的战士版书能够装入士兵的裤袋，较小本的可以塞得进上衣口袋。

考虑到紧张的战况与照明条件都不利于阅读，战时书籍委员会制作出的都是不伤眼睛并且节省纸张的书籍，采用与一般精装书有别的双栏文字，因为疲于战斗的士兵喜欢阅读较短行的排版方式。

为确保战士版书重量上的轻薄要求，一律采用平装版封面、轻巧的杂志用纸，使战士版书的重量大约只有精装本书的五分之一或者更轻。而当时，美国出版市场，精装本图书占压倒优势。

战时书籍委员会对图书的甄选也一板一眼，颇费心思。首先由出版商从出版书目中挑出士兵们会感兴趣的书籍，接着，将这些书交给一个没有出版商参与的读者员工群讨论。他们会针对每本书的优缺点提出意见，借此缩减选书范围。最后，由代表陆军的特罗特曼中校（哥伦比亚大学图书专业毕业）和海军图书馆部门主管做最后的定夺。

选书的标准，最主要的就是多样化。力求每一次都能涵盖各类书籍，以期当中总有一本能得到某个士兵的青睐。

曼宁发现，最初默默无闻的《了不起的盖兹比》就是在被选为战士版书后才红遍美国乃至全球的。

当年，战士版书的出现也引得许多知名报刊的关注。

《先驱论坛报》专门写“与书相关”的专栏记者路易斯·根内特作为战地记者，其意见备受书籍委员会的重视。他告诉委员会：“从英国的医院，从诺曼底的黑人部队，以及陆军占领的布雷斯特，到处都是你们的书。”他说，书本不仅四处可见，而且受欢迎的程度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要是闲暇时，士兵们随时随地都在阅读。

《纽约客》记者格莱塔·帕尔迈发现，一名士兵可以在卡萨布兰卡的旅馆挑一本战士版书，带着它上飞机，再将它留在马赛的一家医院给其他病人阅读。她观察到这本书的版式“很适合医院的病患：它们是我所有见过的书籍当中唯一能让平躺着的病患舒适阅读的书。”

曾对战士版书持怀疑态度的《新共和》杂志则在1945年的评论中说：“即便战士版书只是替那些参加陆军前就喜欢阅读的人提供好读物，而且还提供不少，也算得上是很值得的一项投资了。但事实上它远超于此，它实质教会了几百万除了以连环画为主的报纸外，没有读过任何东西的美国人读书，读好书。”事实证明，战士版书对战后读书风气和研究的盛行功不可没。很多士兵由此爱上阅读，并产生退役后重返大学读书的念头。

“亲爱的先生： 万分感谢你们为军队打造的最佳杰作——战士版书。它受欢迎的程度有如家书，它热门的程度有如海报女郎。”

而战士们对战士版书的热爱，更多地抒发给书籍的作者们。

一个年轻士兵因为读了战士版书而“爱上文学”。几年后，他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并寄了一份给作者——献给“一位启发他阅读的作家”。

士兵们还给喜爱的作者去信，这些信有的表达感激，有的倾诉心声。其中，《布鲁克林有棵树》的作者贝蒂·史密斯接到的来信最多，1500多封。这些信从世界各地写来，感谢她的书带给他们的一切，史密斯不仅大多做了回复，还有求必应地寄给士兵们自己的照片。

“当我第一次拿起你的书时，正是我最感沮丧、伤感的时刻，就如那些男孩们说的。”一位中士在写给史密斯的信上说道。但当他读了《布鲁克林有棵树》，“我的精神好到最后我发现自己竟然能随着书中许多有趣的角色低声笑了起来。”

一名住在医院的伤兵在信中写道，对他而言，史密斯的书是“终止紧张的快乐源泉”，因为书让他想起自己在布鲁克林的快乐童年。

美军高级将领们对战士版书的作用也高度重视，尤其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在诺曼底登陆前夕，他非常担心100万册战士版书不能如期到达，以缓解战士们的紧张情绪，提振士气。

根据曼宁的研究，共有超过1亿册的书籍消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中除了纳粹焚毁的外，还包括因空袭和爆炸毁坏的书籍。但是，经过战时书籍委员会的努力，有超过1.23亿的战士版书被印制出来，再加上各个民间团体发起的胜利募书运动募集的1800万本图书，发送给美国武装军人的书比希特勒销毁的更多。

“当希特勒发动全面战争，美国不仅以士兵和子弹打了回去，还以书反击。虽然现代战争少不了新式武器——从飞机到原子弹，但经证实，书才是最难对付的武器。”曼宁评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