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抽签”的不幸需要天使般救护

□ 堂吉伟德

“2012年打完疫苗就高位截瘫了。”王红军给儿子轻轻合上被子，“3年多了，他没有站起来。”事发当年，中国疫苗预防接种达10亿剂次，中国疾控中心官员曾称，其中疫苗不良反应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到二。（2月16日《中国青年报》）

疫苗不良反应的概率很低，然而带来的伤害却极为严重，以至于被称为“恶魔抽签”。然而，即使仅有百万分之一到百万分之二的概率，也意味着在庞大的接种人群中，会有一部分人被“恶魔选中”，而成为“再也站不起来”的不幸者。

很不幸，王红军的孩子成了低概率的不幸者，然而他们所承受的高痛苦，是维权困境下的心理煎熬。疫苗生产企业认为自己的产品合格，而二审法院认为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而当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则在没有三方参与的情况下，直接对疫苗企业作出补偿25万元的处理决定。于是，受害人在三者之间不断地往返，互相踢皮球之下，维权陷入了死结，现在似乎只有走申诉这一条路，实在不行再由行政部门向上级政府报告，后续如何恐怕将会成为一场拖不起的马拉松。

依据《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规定，受种方可以请求接种单位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处理，并且应当给予一次性补偿。然而这并不能成为维权者的唯一通道，若是在责任明确的情况下，比如在进行医学鉴定并有确切的结论，证明高位截瘫跟接种疫苗有关系，那么药企就应当给予相应的补偿补助。如果连购置一个普通的商品，遭遇了侵权行为都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何以法院以“不属于受理范围”而拒绝？

无论如何，即便从人性化关怀的角度出发，对一个高位截瘫者仅给予25万元的赔偿，并在有明确鉴定结论的情况下，让其陷入在行政与司法诉讼的夹缝中来回奔波，成为欲哭无泪的苦主，都是一种不人道的行为。

“恶魔抽签”让很多家庭陷入了困境，如何保护个体权利也成为公众之问。然而，有人用健康与生命作为代价，并没有换来一个人性化的操作程序和赔偿机制，行政处分与民事赔偿之间混为一体，也就导致了个体的权利很难获得最大化保障。最重要的是，当行政一方存在差错之后，司法的路径也可能难以走通，于是维权者往往陷入走投无路的困境中。

“恶魔选中”的不幸需要天使般救护，一方面在原则上要实现公平和人性；另一方面，必须建立统一而规范的标准，并畅通各种救济性的渠道，行政与司法之间要具有互补性。做到了弱势救助和公平正义，再辅以程序上的简便与快捷，那么“恶魔抽签”才不会成为权利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