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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拎包入住、价格便宜、租期灵活、地理位置优越、周边交通便利是很多群租房的优势。也正因为这些普通出租房难以同时具备的优点，群租房深受低收入人群，尤其是许多外地来京求职工作的年轻人的青睐，然而消防安全条件差，管理薄弱，违章用火、用电、用气现象大量存在，群租房的管理也成为不少城市的一大痼疾。据了解，仅2014年，北京市共组织联合执法3905次，查处涉及群租房违法案件1595起、拘留129人，关停“黑旅店”256家；停租违法群租房2.5万户，拆除隔断10.1万间。然而群租房仍屡禁不止，其背后存在哪些监管难题？对此，中国妇女报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 中国妇女报记者 张园园
在北京，谈及对群租房的印象，得到的答案可能会大相径庭。在一些外来打拼者心中，它便宜、便捷，不失为一个易得的临时落脚之地和栖身之所，而在另一部分人眼中，它是脏乱差，是埋藏治安、安全等隐患的“地雷”。
群租房为何会成为一个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其背后存在哪些监管难题？
我们身边的群租客
如果不是因为拆迁，张燕（化名）不知自己还愿意在这间有12位租户的合租房里住多久。
研究生毕业前，张燕和朋友从外地来北京实习，她们通过中介以每人每月500元的价格租了一套房子的单间。500元就能在北京暂时购得一方自己的小天地，对当时毫无收入的张燕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价格。
便宜的代价就是，张燕和朋友两人要和10个陌生人一起住在一栋几十平方米、还被打了好几个隔断的房子里，连厨房都住进了人，屋里逼仄到“如果对门开了门，自己的门都打不开”。因为经常停水停电，没法冲厕所，张燕只好大半夜去隔壁楼里上公共厕所；没有厨房，她就和朋友在小屋里煮面条、煮饺子；在家洗澡不便，她就去朋友家洗澡……张燕对自己的群租生活说不上满意或不满意，但它终于在一年之后被一纸拆迁令终结。
王敏（化名）住的房子是三室一厅，被打了六七个隔断，十来个人共用一个卫生间，于是洗澡、洗衣服、上厕所都要排队。由于合租的人中男生居多，洗澡成了王敏最大的忧虑。自觉“没有安全感”的她老觉得有人会随时推门进来，第一天洗澡时，她锁上卫生间的门，再用椅子抵住，匆匆忙忙地冲了冲便赶快出来。公共区域的卫生之差也让她无法忍受，“我刚住进去第一天就把马桶刷干净、倒了垃圾，结果第二天回去一看又被弄得特别脏，太无语了！”结果，王敏只住了两天便仓皇逃离，“本来我觉得短期租住能凑合就凑合，但实在无法忍受了，只好走人”。
因为大家作息时间不同所产生的噪音干扰，也令很多住群租房的人苦不堪言。“有的租户上晚班凌晨回家，还在屋里大声喧哗，还有动不动撒酒疯的、跟老婆吵架甚至动手的，真是什么人都有。”
事实上，这些看似发生在群租房内部的问题已不仅仅对租客本身的生活带来影响，陌生的面孔不断出现，形形色色的租客换了一批又一批，都令社区的居民开始对这些年轻人心生不满，个别人在楼道和小区墙角随地便溺、高空抛物、深夜喧哗扰民、私拉乱接电线等“出格”行为对社区治安、管理等带来困扰，直接导致针对群租房的投诉增多。
由于自己“群租客”的身份，小杨平时在社区里也遭受了不少邻居们的白眼和冷遇，这让自认平时循规蹈矩的他感到很委屈，“没素质的人毕竟是少数，我们只是想用最低的成本在寸土寸金的北京求得立足之地，为什么就得不到理解？”
利润空间和市场需求令群租房难以杜绝
拎包入住、价格便宜、租期灵活、地理位置优越、周边交通便利是很多群租房的优势。也正因为这些普通出租房难以同时具备的优点，群租房深受许多低收入群体的青睐，这些或来求学，或来工作的人群，都为“租房”带来了无限商机。
一位在基层有丰富群租房整治经验的综治办负责人介绍，从事群租房租赁的更多是黑中介和二房东，他们通常以市场价或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从房主手中将房子整租，然后再以打隔断、租床位的形式将房子分租出去，从中牟取可观利润。
随着近几年北京整治群租房力度的加大，尽管生意不错，房东们却“低调”了不少。
中国妇女报记者以租房为名电话联系一家“大学生求职公寓”前去看房。看房前，对方只告知小区位置和名称，却不肯说出具体楼号和房间号。
在北京东三环附近的一个小区碰面后，房东便带着中国妇女报记者看房，在外观看似和普通民宅无异的屋里，一开门便看到客厅两侧6张上下床从门口一直排到阳台，透过铺位上拉开或者半拉开的帘子，可以看到床上零乱的被褥和衣物，堆满了各种杂物的阳台上方，晾晒着的大小衣物遮挡了阳光，屋里十分昏暗。
另外两间卧室则分别被改造成6人间和8人间，日租金35元，3天起租。“这屋有3个床位可以选，床铺都是干净的”，房东一边说着，一边麻利地把空铺位上的床单和被罩拆卸下来团成一团扔在地上，其中一条被子层层叠叠套了三层被罩，每层被罩上都有明显污渍，最后，看到这条被彻底“扒光”的被子内芯上的一大团褐色污渍后，房东有些尴尬地把它叠了起来。
厨房和卫生间还比较干净。当被询问一套房子住26个人是否存在用电、用气安全隐患时，房东很坦然地说“肯定安全，能有什么问题呢？”可一旦被询问的问题过多，她的语气便警觉中透着不耐烦，“就住几天问这么多干什么？”“你一直拿着手机在干什么？”
在前往出租房的途中，记者注意到，首都综治办联合北京市住建委、公安、工商等6部门于2013年12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租房屋管理的通告》正张贴在一楼楼道的显眼处，房东带着中国妇女报记者经过时熟视无睹。
这份《通告》对群租房做了明确规定：“严禁违反出租房屋面积限制条件出租，即：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低于5平方米，每个房间居住人数超过2人（有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关系的除外）；改变房屋内部结构分割出租，按床位等方式变相分割出租；将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等作为卧室出租供人居住。”根据规定，这套目测面积不超过100平方米的房子显然属于违法租赁。
高风险背后是高回报。根据这位房东的报价，6人间每人每月收费720元，8人间每人每月660元，12人间每人每月570元，如果床位全满，那么这套房子一月房租便达1.7万多元，除去物业费、水电网费等成本，收入也大大超过了同小区的房租价格。
整治群租房并非治理终点
“群租房是房主、黑中介、租户三方受益，却对社会造成了三大危害，一是存在安全隐患，二是恶化小区的居住环境，三是给当地政府的社会治理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这位基层综治办负责人说。
他坦言，群租房治理最困难的就是反弹严重。一方面，由于存在巨大的市场和利润空间，即使被查处，责令其限期改正，很多群租房中介和二房东或置之不理，或在被联合执法强行整治后，不日又偷偷摸摸地重新开张。
而群租的隐蔽性也决定了如果不依靠居民举报，就很难被发现。“前几天我们去联合执法，有个房子已经被整治了5次，每次我们也跟承租人做宣传，说明缘由，最后不知什么时候又偷偷干起来了，被举报后我们就再去查处。”
此外，由于群租房整治涉及公安、工商、消防等多部门，各有关部门的职责规划、处罚依据又比较笼统，因此，经常出现多头管理却无人负责的局面。
这位负责人表示，真正有处罚权、执法权的机构没有很多时间和精力来专门整治群租房，只能把问题落到基层，但是地方综治办没有执法权，只能牵头协调有关部门联合执法。另外，执法取证也是难点，“虽然根据相关规定可以进行处罚，但是由于执法取证难，处罚往往难以落实。”
而在租客方面，群租房容易产生的相关纠纷也并未得到重视。
“近几年来，因群租房引发的纠纷持续增加。住户之间的生活摩擦、群居后房屋设施损耗增加而引发的纠纷、房东与中介之间、租户与二房东之间的纠纷成为群租房的重灾区。”北京证金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律师李海江表示，租住群租房首先存在上当隐患。一些群租房其实是二房东直接转租出去，可能存在二房东与业主的租赁期限届满，二房东卷钱而逃的隐患。其次，房主中介矛盾频发。房主直接将房委托给中介公司代理，而中介公司却为了追求高效益，擅自将房子打隔断出租,房主发现后,要求提前解除合同而引发诉讼。另一种情况则是，因为群租对房屋的主体结构造成了破坏,如物品丢失、损坏、马桶跑水导致高额水费等,房主要求中介公司恢复原状、拆除隔断或赔偿损失。第三，暗藏安全隐患，在人员繁杂的群租环境中,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很容易发生纠纷甚至暴力事件，或是部分人的过失导致失火，威胁到群租人及他人人身及财产安全。
对此，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张雅琴也提醒，房主在出租房屋时，需严格考察承租人资质，在合同中应明确房屋的使用要求，并且平时要多关注自己房子的使用情况，一旦承租人未经自己许可将房子转租，成为二房东，如果由次承租人（租客）使用造成房屋损害，由此产生矛盾，维权起来将费时费力。“因为计算成本的话，走正规的法律途径反而没有私下调解或采用其他手段更便捷，因此一些出租人也就放弃了走法律途径，一定程度上也会助长二房东将房子群租出去的现象。”
在租客角度，张雅琴律师则建议，一定要签订租赁合同，以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纠纷。签订合同前，要请出租人（房主）出示产权证和身份证，如果租赁的是转手房，则要查看承租人（即中介或二房东）与出租人所签订的合同，确认其具有承租权，再与其签订合同。“如果对方没有承租权，那么合同就是无效合同，租客就没有居住权，建议不要签合同。”
“当初我租房子时，没有想过会有什么安全隐患，也没想过还能有什么纠纷，只是觉得在当时作为临时过渡，是最好的选择。”租客吴晶晶（化名）说，“但是如果政府能够提供一种新的形式来取代群租房的功能，同时更安全，我也不会反对整治群租房。不过，目前，公租房等很多优惠政策还不能覆盖外地来北京工作的人群，那么短期内想要让群租房彻底消失，可能很难。”
正如吴晶晶的疑问，其实，整治群租房的正确性本身并不存在疑问，真正难的，是在于当它被彻底取缔后，我们还能以何种更好的形式来安放这些年轻人的青春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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