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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2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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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报新女学周刊 行·范 当代女大学生婚育及就业观念探析 如何实现职业发展与家庭和谐“双赢” 这个“妇道人家”“太彪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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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妇道人家”“太彪悍”

——柏妮丝·桑德勒与美国《第九条法案》的诞生

桑德勒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调侃道,正是当初马里兰大学同事“不要太彪悍”那五个字,才促使了性别平权运动的宝贵成果——《第九条法案》的诞生。在现代社会,人们面临的最严峻的现实,是当悲剧发生时却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甚至公众也缺乏起码的性别平权意识和道德观念。

■ 陈亦水

近日,笔者从美国纽约高校参观归来,对高校防治性别歧视颇有感慨。说到反对教育界性别歧视,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她就是被称为“《第九条法案》之母”的柏妮丝·桑德勒(Bernice Sandler)。半个世纪以前,有着在马里兰大学多年兼职经验、成绩优异的女博士柏妮丝·桑德勒,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发现,因为性别原因屡遭不公平待遇,比如学校明明有七个空缺岗位,竟毫无缘由地拒绝向她开放。

后来一名“好心”的兼职同事如是劝她:“认命吧,你个妇道人家不要太彪悍。”

女博士从此奋起踏上了一条性别平权运动之路,并促使了美国第一部性别平权法案——《第九条法案》的诞生。

《第九条法案》的诞生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学界和教育体制里,作为“明规则”的性别歧视现象无处不在。比如曾有一名人力资源部顾问,看了刚刚拿到博士学位证的柏妮丝·桑德勒的简历后,满脸不屑地说:“也就是个上了学的家庭妇女,专业不到哪儿去。”

和所有年轻学者一样,身为一名博士毕业生,桑德勒起初在专业学术上野心勃勃,但对于性别歧视普遍现象的敏感和社会责任心,让她义无反顾地承担起美国性别平权运动的使命。

桑德勒决定为自己和拥有相似遭遇的女教员们讨个说法,于是积极与妇女权益行动联盟组织(Women's Equity Action League)合作,全身心投入到在教育体制内的民权运动。仅一年时间,为了争取女性教员的权利,她就向美国各知名高校提起了269桩诉讼。

在此期间,桑德勒开始逐条研读美国法律。她首先检查了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那颗宝贵的胜利“果实”——《民权法》,发现里面虽然明令禁止在宗教、种族、肤色、国别、地域等方面的歧视行为,却缺少针对教育领域性别歧视现象的法律措施。

不久后,她在1967年约翰逊总统签署的《第11375总统行政令》里,找到了一条反对性别歧视的规定:要求隶属任何联邦州政府下的雇主,不得在就业方面具有性别歧视的行为——尽管,自从这条行政令颁布以来,还没有一个联邦政府因为性别歧视受到制裁,但它的存在,为桑德勒叩开了奔赴美国性别平权立法之路的大门。

在桑德勒和同时期女权运动先驱们的不懈努力下,性别歧视的社会现象引起广泛重视。直到1972年,人们终于迎来了美国法制史上确立性别平权制度的转折点: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签署了《教育修正法案第九条》,该修正案从此正式生效。

简言之,该法案规定:任何教育机构不得存在性别歧视行为,具体内容涉及学校录取、财政资助、雇佣政策、岗位提升、薪酬差距、性侵维权等方面,尤其在运动领域里,女运动员应与男性享有同样的权益保障。如今,无论是美国高校学生组织的反校园性侵运动,还是美国各行业工会的反性别歧视组织,都首先搬出《第九条法案》,为个人和集体的利益维权。

奥运会的美国荣耀与困境

2012年,正值《第九条法案》颁布40周年,代表国家出征伦敦奥运会的美国女足,不仅在决赛中完胜日本队夺魁,还创造了美国女足在奥林匹克女子足球比赛中获得三连冠的历史奇迹。

更重要的是,这次征战奥运会的美国女运动员总人数,还超过了男运动员。美国评论界于是纷纷向《第九条法案》和柏妮丝·桑德勒致敬——若没有性别平权运动先驱们的奉献,就没有今天美国女运动员的奥林匹克荣耀。

但荣耀归荣耀,性别平权的平等逻辑,使它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绝对主义”的困境:绝对的性别平等,真的能忽略两性生理结构的先天差异吗?

美国医生们开始质疑。大部分美国青少年为了日后成为专业运动员,从小就接受严格的训练,虽然女性获得了与男性同样的参加体育运动的权利,但女性医护机制却迟迟跟不上,与男性无差别的训练,已导致很多女孩在发育期就遭到严重的肌肉损伤和骨折,而这些伤害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

女教练们也纷纷抗议。纽约布鲁克林学院的两名学者经过30年的调查发现,在《第九条法案》运用如火如荼的20世纪70年代,女运动员的女教练比例达到90%,而到了2010年,这个比重已不足43%,因为女运动员的待遇提高了,女教练的薪酬却缺乏相应的保障:在雇佣关系上,教练行业的人脉关系大多控制在男性手中,运动员身后的赞助商宁愿撇开能力优秀的女教练不用,而选择私交甚好的男教练。这意味着男性话语,实际统治着美国体育界的运行机制和运动员培养的各个层面。

这还带来了另一个非常普遍的负面影响:性侵犯。

在训练过程中,教练与运动员之间无法避免的肢体接触,很容易引发这种事情。在性侵发生之前,现行的教练机制,并没有建立可供男教练寻求自救的服务系统(例如强制性心理咨询);而悲剧发生后,运动员缺乏相应的求助妥善渠道,同时也没有对超出训练要求的性侵依据进行取证的方式。

尽管性别歧视现象在美国主流社会仍非常普遍,而美国《第九条法案》的立法过程十分艰辛,实践和完善道路更加漫长。桑德勒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调侃道,正是当初马里兰大学同事“不要太彪悍”那五个字,才促使了性别平权运动的宝贵成果——《第九条法案》的诞生。

在现代社会,人们面临的最严峻的现实,恐怕不是、不仅仅是性别歧视现象,而是当悲剧发生时,却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甚至公众也缺乏起码的性别平权意识和道德观念,为受伤害的群体发声。否则,昔日的“不要太彪悍”,和今天大众媒体里关于“女汉子”的修辞、诺贝尔奖得主教授“性感得让人分心”的发言,又有何本质区别?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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