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结构性改革 提高农业竞争力

12月25日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围绕农业结构性改革，对明年的“三农”工作进行了明确部署。这次会议有哪些亮点，释放了哪些惠农强农富农的政策信号？

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使农产品供给数量充足、品种和质量契合消费者需要，真正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有效供给。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新表述，这也是中央提出的加强“供给侧改革”总体战略的部署。

“中央提出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了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的关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认为，当前我国主要农产品已从过去的供需紧张状态转向紧平衡状态，部分品种还出现了结构性过剩局面，如果不进行供给端的结构改革，就难以应对生产成本增加和农产品价格下降的双重挤压。

中国农科院农经所研究员蒋和平认为，“一方面，我国农产品中低端供给较为充足，另一方面放心安全的农产品供给又明显不足。”从供给侧角度推动我国农业发展，关键是要将农业生产由数量为主，逐步转向数量质量并重上来，更加注重效益，更加满足消费者需求。

中国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25日举行的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表示，中国农业经济运行中有总量平衡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更为突出，要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结构调整，推动粮、经、饲统筹、农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适应市场需求调优、调高、调精，确保“舌尖上的优质”。

农业生产要“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快消化过大的农产品库存量，加快粮食加工转化；通过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减少化肥农药不合理使用、开展社会化服务等，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等农业供给的薄弱环节，增加市场紧缺农产品的生产。

作为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完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政策，为农业结构性改革提供动力。

专家认为，去库存是农业结构性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人口大国而言，一定规模的粮食储备必可不少。但如果库存过多，就会影响粮价的合理走势，而超量的存储规模还会加重财政负担。目前，我国对稻谷、小麦两大口粮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制度，对玉米实行临时收储制度，这些政策对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市场变化，现行政策有必要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认为，将来要推进收购价格和补贴分开，价格主要由市场形成，如果市价过低，政府采取适当的政策直接补贴农民。程国强也认为，今后，要按照“桥归桥”、“路归路”原则，实施价补分离。一方面，退出粮价政策的“保收益”功能，将其回归到“解决农民卖粮难”的设计初衷，消除对市场的干预和扭曲影响。另一方面，通过直接补贴措施来“保收益”。

针对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降成本、补短板”要求，中国社科院农业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生产成本高企已成为我国粮食生产中的一大顽疾，进一步加剧国内外粮价倒挂形势，长此以往，将危及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我国农业的竞争力。此外，蒋和平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农田水利建设、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等仍存在一定差距，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短板，农业要强，短板必须补齐。”

财政投入“力度不减、总量有增、结构有调”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优先保障财政对农业农村投入，确保力度不减弱、总量有增加。要加大涉农资金的整合力度，发挥财政投入对结构性改革的引导作用，撬动更多社会资金投入农业农村。

“农业是基础产业，推进农业现代化、破解农业农村发展中的难题，都需要财政的有力支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叶兴庆认为，会议提出财政投入力度不减、总量增加，表明了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

李国祥认为，近年来，各级财政一直把农业农村作为财政支出的优先领域重点支持，财政支农力度不断加大。但资金使用存在多头管理、“撒胡椒面”等问题，支农效率有待提高。叶兴庆说，“根据会议精神，可以预见，下一步财政支农将在优化存量上做文章，在结构上进一步优化，涉农项目、涉农资金有望进一步整合，形成合力用于‘三农’薄弱环节。”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还提出，要充分发挥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结构性改革中的引领作用，农业支持政策要向规模经营主体倾斜。

对此，李国祥认为，支持政策向规模经营主体倾斜，是推进农业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适度规模经营主体，一般素质较高，对市场比较敏感，对科技创新接受能力较强，在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方面比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具有明显优势，能够更好地在农业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引领作用。

李国祥同时表示，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新型经营主体对资金周转、抵押担保等需求也会相应提高。在这些方面，新型经营主体更需要国家政策的倾斜，可以预期，更多惠农政策由“普惠”向新型经营主体转变。

（史玉根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