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学者普珍：一心致力彝学研究

□ 本报记者 周玉林

8月25日下午。楚雄。雨越下越大。

“约好的采访是否会取消？”记者正担心着，普珍如约而至。

短暂的寒暄过后，普珍滔滔不绝地讲起如何追随中华彝族文化学派开创者刘尧汉教授，开启她的彝族文化研究之路。

“改革开放初期，楚雄作为彝族自治州，特别重视彝族文化研究，成立了楚雄彝族文化研究室。”1982年，法学出身的普珍毕业后被分到该研究室。

1984年，楚雄彝族文化研究室升格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专门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聘请民族学家、历史学家刘尧汉教授担任首任所长。

“教授是楚雄南华马街人，早年在云南大学师从费孝通教授，因为他的研究材料都来自于鲜活的山野调查，而被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称为‘山野妙龄女郎’。”普珍因此而成为刘教授在彝族文化研究所的开门弟子之一，“是教授把我领进民族学研究这个大门”。

治学路上的关键一步

普珍至今还清晰地记得，1983年5月第一次跟随刘教授，在楚雄彝州南华县兔街乡摩哈苴彝村做田野调查的经历。

“那是一个雨天，教授领着我们三个学生，去他的家乡大中山进行田野调查。”县里派出的车很快就被羊肠小路拦住，60岁的刘教授骑着马淋着雨带着普珍等一路前行。

“你们的调查方方面面都要进入，现实、历史、神话、传说，生产生活和村民习俗，把你们看到的、访问到的都详细地记录下来。” 上世纪40年代刘尧汉在家乡做过一次田野调查，再进哀牢山，“教授要把历史与现实做个对比。”

刘教授因会返回北京后，普珍就一个星期寄一次材料，“教授的批注非常详细，哪些地方需要补充，哪些地方需要修改”。

1985年4月，普珍又孤身重返摩哈苴彝村，对彝族祖先崇拜进行专题考察。

数月的田野生活，使普珍吃尽了苦头，经历了滚箐沟、深山迷路、蚊虫叮、恶狗咬伤的人生惊悸和生活考验。

“虽然艰辛，但每天都有新的感受、新的收获。”普珍欣慰地对记者说，尤其是村民质朴的真情让她淡忘了伤痛和惧怕仍坚持蹲点调查。

功夫不负有心人，普珍在与村民的深度访谈中获知：鲁忠和家有供奉的祖灵葫芦。

“彝族珍贵的民俗文物！”普珍的第一反应。没多久普珍得以走进这户人家，“不但看到了供奉在灵位上的葫芦，还拍了照片。”

普珍说，这次田野调查，是她治学道路上迈出的关键一步。

全力抢救彝族文化

摩哈苴彝村之后，普珍的调查范围扩展至云南的巍山、新平，四川的德昌、布拖以及贵州的赫章、大方等彝区，对彝族祖先崇拜、土主信仰、市场交换、十月历法、婚丧习俗、毕摩文化等各方面进行了广泛了解。

“彝学研究，不能停留在书本上。必须走出书斋、走进田野，才能获取活史料、写出新成果。”普珍收集到的十几万字第一手原始素材，为她的下一步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先后发表《云南哀牢山摩哈苴彝村经济史略》和《彝族原始宗教的系统性》等论文。

“把山野中采摘到的‘鲜果’与书斋中的‘干果’相结合，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普珍认为，由于受现代文明的影响，活史料正在消失，若不及时抢救，随时都会“转瞬即逝”。

“尤其是一些熟知彝族历史文化根古的彝老，大多年事已高，他们是开启彝族传统文化宝库的活字典，毕摩（祭司）是彝族民间的知识分子，他们识彝文、懂彝经、知礼仪、做祭祀，是彝族文化的主要传承者。”普珍说，经过“文革”的封杀和冲击，毕摩（朵觋）被视为牛鬼蛇神而遭批斗，彝族民间传统习俗也作为“四旧”被扫除了，彝族传统文化已面临“断层”的危机。

为学要如石头一样坚实

“任何一篇文章和一本专著，或多或少总得有新内容或新观点，唯有如此学术才有生命力。”刘尧汉的话始终刻在普珍的心里。

“彝族研究彝族，彝族写自己熟悉的家乡、氏族、家庭和个人，这样做可避免语言的隔膜能很快入题，所获调查材料也较为翔实可靠。”1989年～1990年，普珍回到父籍新平县新化乡对彝族民俗中的葫芦崇拜进行了深入挖掘。

“我国母体崇拜的象征物以葫芦崇拜最为广泛，葫芦外形一大一小的两个圆象征着女性的乳房和怀孕后的肚子。”普珍告诉记者，她在家乡新平做田野调查时发现，当地彝族就认为葫芦象征着孕育胎儿的母腹，并把孕妇隆起的肚子称为圆葫芦。“新平彝族至今还保留着‘破壶成亲’的婚俗”。

根据新平彝族“破壶成亲”的婚俗特点，普珍再联系此前摩哈苴彝户供奉的祖灵葫芦来综合思考。一系列的社会调查，帮助普珍拓宽了视野、增强了她的观察力。由最初的“彝族母体崇拜”到“彝族破壶成亲、魂归壶天”再到“彝族破壶成亲、悬壶济世、魂归壶天”，普珍清理出“葫芦崇拜”这一主线贯穿于彝族从出生到成长再到死亡的人生历程，是生命轮回的象征。

“摩哈苴彝族供奉的祖灵葫芦，象征人类出自葫芦，死后灵魂也入葫芦。在彝族人看来，人和葫芦与宇宙同一。这反映了中华民族古老的天人合一宇宙观。”普珍认为，祖灵葫芦堪称中华创世纪的珍贵文物，历时三千多年而不绝。

凝结普珍多年心血的《中华创世葫芦》的出版，为她的民族学研究打开了一扇窗。普珍再接再厉完成了专著《道家混沌哲学与彝族创世神话》和《彝族羊文化与吉符卍、卐》。

此后，普珍不但著述不断，并致力于将彝学研究融于现实生活。楚雄文化研究所也再次升格为楚雄文化研究院，她也从助理研究员成长为研究员，并担任了本院社会历史研究所所长。

而生活中，普珍特别欣赏石头的品质。

“为人要像石头一样质朴，为学要如石头一样坚实。”这是普珍的治学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