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养老，路在何方？

老人们在养老院晒太阳。

编者按

养老问题在我国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而在庞大的养老问题中，农村养老问题尤为凸显。据国家民政部统计，农村老龄人口大数是1.19亿，占全国老龄人口的比例是56%，占农村总人口的18%，其中包括5000万左右的留守老人。近年来，各地不时曝出农村空巢老人病死家中等悲惨事件，如何开展农村养老服务工作，是一个大问题。近日，本报记者探访了湖北广水黄金村农家女养老活动中心。

□ 本报记者 姚鹏

清晨五点不到，57岁的沈德潮便早早起了床，烧水、打柴，为黄金村养老院的几十位老人张罗一天的吃穿住用。

老人们陆续起床后，吃过早饭，打牌的打牌，晒太阳的晒太阳。如果拿城市的标准来衡量，这家村级养老院的条件并不算好，原来的村小学教学楼加上一排新盖的简易房，便是老人们的宿舍，但看到老人们都能怡然自得，沈德潮还是感觉松了口气。

“要是老叶还在就好了。”每到这时候，这个精瘦的汉子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去世的老伴。曾担任黄金村副书记、妇代会主任的老伴叶新洲，2011年创办了这家养老院，由于过度操劳，于一年前撒手人寰，从那以后，屠户出身的沈德潮便硬着头皮接下了妻子的事业，成了养老院的唯一支柱。

老有所养，一个遥远的目标

在叶新洲创办养老院之前，老无所依的阴影一直萦绕着这个小村。干旱少雨的鄂北岗地，并不像湖北其他地区那样拥有鱼米之乡的富庶，相对落后的经济水平，让这里的养老问题显得尖锐而突出：村里没有集体经济，年轻人基本在外打工，留在家中的60岁以上老人接近400人。纵然叶新洲为此搭上了自己的性命，而且把全家人都牵扯进来，老有所养也依然是一个有些遥远的目标。

一位老婆婆告诉我：她生有两个儿子，儿子媳妇都出去打工了，五个孙伢都是她一手带大，老人在家要做饭、洗衣服，还要种菜，给孙伢洗澡。二儿子的孩子丢在家里给她带，已经12岁了，一年只给200元钱，孙伢读书又要回100元，前几天，她去堰塘洗衣服，上台阶时摔倒，把手背也摔折了。

农村妇女问题作家吴治平回忆了当年在随州农村调查养老问题时的所见所闻。

“还有一个老婆婆，一只胳膊吊着绷带，另一只胳膊拄着拐棍站在湾头照看孙子。她有四个儿子，全都在外面打工，她帮他们带大了四个孙子，几个月前她第三次中风，要每个儿子摊1000元医药费，两个儿媳妇骂了她一通宵。现在她的一只胳膊已经瘫了，路都不能走了，还要出来照看小孙子，还要做饭、洗衣服，吃的米、油、盐都得向儿媳妇讨。”

吴治平说，类似的情况其实是许多农村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普遍现象。她对农村妇女做过一份问卷调查，收回的329份问卷中，有28％的人非常担心需要时没有人照料，有23％反映没有诉说心事的人，感觉目前没有经济保障的占49％。调查显示：农村留守老人不仅自身缺乏照料，精神孤独，常常还要独自承担抚养孙辈的任务。此外，儿女不赡养老人的问题也很突出。由于农村普遍缺乏社会化养老保障，家庭依然是养老的基本单位。然而，这种传统的以儿女孝顺为条件，以舆论监督为基础的软性养老体系却存在着不可规避的道德风险。由于老人职掌家庭权利特别是经济权利的传统在许多地方被颠覆，儿子一结婚就分开过，老人名下已无地产财产，如果丧失了劳动能力，生活来源便只能完全依靠儿女，一旦子女不孝，拒绝养老，老人将完全陷入孤立无援，晚景凄凉的境地。

“在农村，经常可以看到很多老人70多岁还下田劳动，只要能动就不愿儿女养。农村老人，特别是老年妇女，就像一粒种子，她们开花、结果，把自己的一切都无私地奉献出来了，但当她们的生命力渐渐丧失后，就只能在孤寂和贫困中等待着枯萎凋谢。在新的养老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之前，农村养老问题显得格外沉重。”

这些情况叶新洲同样看在眼里。这位憨厚敦实的农村女人，从28岁起便担任村干部，这些年里，她目睹了村里许多老人孤苦无依、贫病交加的凄凉景象，为农村老年人创办一个能够集中护理、交流活动的场所一直是她的夙愿。

一个偶然的机会，叶新洲的愿望得到了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的支持。2011年11月，叶新洲及该村干部、志愿者被邀请到北京进行了一周的免费学习培训，中心还为她争取到了价值45500元的物资设备。回到广水后，地方上也向她伸出了援手，乡政府为中心开办拨付扶持资金5000元，村委会将村原小学房舍以每年300元的象征性价格租给她作为养老院的场地，市妇联为中心捐了2500册图书，市民政局也为中心拨付救助大米5000公斤。在社会和政府的支持下，叶新洲投资10万元，一点一点地添置起了办养老院必需的一些设施， 2012年2月23日，黄金村农家女养老活动中心终于正式开张。

到村里的养老院养老，在当地是一个全新的事物，随之掀起了巨大的涟漪。起初，叶新洲挨家挨户走访做工作，但只有两三个人愿意进来。有的老人在别的养老院受过气，宁愿死在家里，还有些儿女觉得没面子，不肯送老人去养老院。

每位老人的入住之路几乎都不平坦，而住进来的老人也依然面临着诸多问题，有的重病缠身，有的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差或子女意见分歧，没住多久就不得不离开。

第一批入住的老应，右眼失明，1999年老伴去世后，他就自己一个人过。大儿子负担重，就没让他管，由二儿子和三儿子承担他的日常开销，女儿有时也给些零用钱。

“因为眼睛不好。自己过开销也要大些，吃个早餐要5块钱。在这里的费用比在家少100多块，生活还好。吃完饭可以在操场里坐着聊天，唱唱熟悉的歌。一个人在家，想讲话都没人应。”老应总结养老院的生活。3年前，老应也去另一家养老院看过，觉得那地方太吵，就没有答应。

80岁老康的遭遇则要坎坷得多。老康早年丧偶，眼睛不好，耳朵已聋，腿脚也不便。她原本是跟着两个儿子轮流过，每次两个月，养老院开张的第二天，大儿子帮她报了名，但住了2个月就回家了，因为小儿子家不愿出钱。

“我小儿子掌不了事，媳妇说了算，她不给钱，大儿子家也是媳妇掌事，但她好些，肯给钱。在养老院可以吃豆腐、肉、鸡蛋、青菜……”老康说着，眼眶红红的，“我从养老院回来，正赶上挖花生，我早上去地里挖，晚上才回，中间我都没回家。挖完了花生又要摘棉花了。我脚不好，不能站着摘，小儿子就把棉花球剪回来让我摘。”

精神有问题的老胡，来了以后经常闹事，有一次跟院里的一个老人闹矛盾，在院子里追了他好几圈，最后被这个老人推倒在地，头上被磕破出血。叶新洲喊来了老胡的儿子，想让他回家，但对方不愿意，因为他在家也闹事。好说歹说送回去之后，当天就拿锄头把家里厨房所有的东西都打烂了，最后还欠下养老院一笔生活费。

开张后前8个月，黄金村累计进出老人33人次，其中2人病故，有3人精神失常，住了几个月后被送回家，有5人因子女不愿出钱不得不离开，有2人因病情好转能自理而离开，其他原因离开的2人，最终留下的只有19人。

而为了照顾好这些命运多舛的老人，叶新洲两口子基本上是全身心付出。

入住养老院的老人当中，年龄最大的93岁，最小的也有68岁，许多人没有良好的卫生习惯，其中更有因中风和风湿病生活不能自理的，他们吃饭靠喂，常常大小便失禁，日常生活和看护全部由叶新洲夫妇负责，忍着脏臭为他们擦洗身子、清理衣被褥是两口子必须过的第一关。

作为湖北省首家村级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黄金村养老院对村里的入住老人仅收取每月380元的服务费，村外老人也不过每月400元。由于收费低廉，加上初期来的老人少，维持养老院正常运转的唯一办法便是节省开支，叶新洲夫妻在悉心照料老人的同时，还自己种了4亩水田、1亩菜地，喂了两头猪，做饭用的燃料也是自己打的柴火。

“自己种菜，能为每人节省30元左右的菜钱。”沈德潮扳着指头算账。每隔一天，他还是会去集市杀猪卖肉，这是他的老本行，也是养老院开张后，他唯一能挣“外快”的方式，但挣来的钱基本上都补贴了养老院的亏空，而平时的时间也都“耗”在了养老院。

“每天要买菜、种菜、喂猪，烧水，天冷了还要给老人生火，经常要接送老人回家和看病。”沈德潮说。由于村里的医生住得远，老人生了病都是他骑着摩托车带他们去治疗。

由于干旱，第一年，夫妻俩的水田没有收入。而这一年下来，中心的结余远远低于一个劳力外出打工的收入。第二年，叶新洲夫妻又捡拾了5亩村民撂荒的水田种上，希望能有个好收成，多赚点钱改善老人们的生活和中心的服务设施。

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沈德潮一度打起了退堂鼓。

“一开始不知道会这样难，自己爱干净，觉得他们卫生习惯不好，有些不适应，遇上有的老人还闹点小情绪，就不想做了。”沈德潮说。他当时觉得办中心又累又没有收益，还不如出去打工赚钱，就劝妻子不干了。但叶新洲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大善事，认定了就要干下去，不能计算收益，更不能半途而废。她说，我们早晚面临这一步，将来我们也走这个路，不靠儿子媳妇。如果我们现在不照顾他们，我们将来也会这样。

沈德潮很生气，很长一段时间不和叶新洲讲话。叶新洲只得独自苦撑，一个月里竟瘦了30斤。沈德潮看到她这么拼命干，无可奈何，加上儿女们都在劝，只得转而支持妻子，并最终接受了这项事业。

养老院举步维艰

尽管举步维艰，但叶新洲还是竭尽全力地照顾老人们的生活。她每天都要忙到十一二点才能躺下，半夜里还得起来巡视，督促生病的老人吃药，第二天一大早又要起床做早饭，烧开水。

为了让老人吃好，叶新洲挖空心思变换花样，一餐饭最少两种菜，每周六还有加餐。有时候，为了准备一顿几十人份的手工面，甚至凌晨两三点钟就起来忙活。这样的伙食，让习惯了一个人在家胡乱对付的老人们赞不绝口。

“不是没想过请帮手，但现在农村当小工也能有150元/天，这样的行情我们根本请不起人。”沈德潮说，“其实也不怪别人，拿我们自己来说，有花在这里的精力，做什么挣不来钱？”

为了减轻老人们的经济负担，也缓解养老院人手不足的压力，叶新洲发明了“互助模式”，让能自理的老人照顾没有自理能力的老人，年轻一点的照顾年纪大的，身体好的照顾身体差的。凡是能帮着做事的，都可以减免费用。叶新洲84岁的母亲李常凤也在其中，养老院刚开张的时候，看到女儿不容易，李常凤也帮着烧火，做饭，洗衣服，叶新洲不让，李常凤却非要坚持：“你不讲饭钱，我不讲工钱。”

叶新洲还动了许多脑筋来缓解老人们的精神孤独。黄金村的“妇女之家”被建在了养老院里，村里的留守妇女们每天都来院子里跳广场舞，此外，这里还拥有一座8000册图书的阅览室，开设了留守儿童“小饭桌”，村里的留守儿童们也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乐趣。如此的安排之下，形成了一个同时服务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的“三位一体”模式，留守妇女们专门成立了巾帼志愿服务队，定期为养老院开展清洁卫生、读报谈心、义务理发等志愿服务活动，并与留守儿童结对，充当“爱心妈妈”，留守儿童们也经常在养老院表演节目，为老人们带来欢乐。三个农村的老大难群体在这里相互关照，各得其所，精神面貌都有很大改善。

对于叶新洲夫妻的艰辛，老人们和他们的家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养老院生活一段时间后，许多老人都把这里当成了家，有的老人春节被儿女接回家，大年初三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养老院。有的子女给老人们带礼物，也会想着给叶新洲带一份。每逢过节，养老院还会有集体活动，大家以养老院的生活为题材自己编小品，所有人都看得掉眼泪，连演员都哭得演不下去。

叶新洲夫妻的付出同样感动了附近的村民，大家常常过来帮忙洗衣、种菜，义务维修门窗、整修院落。年底，中心杀猪时，把村里的义工请了满满4桌。

坚持也要做下去

2012年10月，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对项目进行总结评估，所有访谈对象都对养老院的服务非常满意。评估结果认为：养老院的建立初步解决了该村及周边高龄、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养老服务问题，剔除了农村劳动力外出经商务工的后顾之忧，为农村留守妇女的文化活动提供了阵地和平台，为留守儿童周末或假期的临时就餐、看护和阅读提供了去处，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然而，就在一切似乎慢慢顺起来的时候，叶新洲却走了。

2014年9月26日，叶新洲突发脑溢血，从发病到去世只有不到10个小时。去世当天，叶新洲还在忙碌她的事业，那一天，她已经独自为全院50个老人连续做了快两个月的饭；并且计划第二天凌晨3点钟起来和面，为重阳节的饺子做准备。

55岁的叶新洲，就这样远离了她悉心照顾的老人，她牵挂不下的养老事业。

“她就是累死的，这几年，她一个人的工作量顶四五个人的工作量。她有高血压，却没有时间顾自己，忙起来就忘了。”叶新洲的妹妹叶新梅说。

“不光是体力活，妈妈太操心了，所有事情，为了省钱都要提前很久计划。”叶新洲的大儿子沈俊伟说。去世当天，叶新洲还给儿子打电话，让他们重阳节回来帮忙，带个大蛋糕回来，让每一个老人都能吃上一块，但晚上12点就接到了噩耗。

“养老院的管理靠叶书记一个人压力很大。她心里一直想把事情做好，总跟我说这是个过程，社会上舆论起来后，大家的想法和意识有个转折，老人事业会越做越好，现在有困难只能尽量克服。”黄金村的郑书记慨叹道，“能在农村里把养老院办起来，坚持下来，其中的艰辛是无法形容的。”

看着院子里的老人，沈德潮默不作声。叶新洲走后，这些老人一度天天哭，担心以后怎么办，担心没有地方去。而实际上，随着叶新洲的去世，养老院所面临的困难也确实陡然增加了许多， 叶新洲的梦想，依然时刻面临着挑战。

妻子走后，所有的事情都落在了沈德潮一人身上，叶新洲的妹妹叶新梅过来帮了一段时间后，但因为家里孩子面临高考，最后不得不离开。

儿女们倒是很孝顺，大儿子沈俊伟准备辞掉孝感的工作来帮忙，沈德潮想了一下没同意，孙女已经在那边上学，回来也没收入，还是自己先顶着吧。

今年，养老院又新进了不少老人，达到了39位，人手短缺的矛盾依然突出。

“老叶走后，请了两个做饭的师傅才补上她的缺，但护工还是请不到。”沈德潮叹了口气。养老院要办下去，最大的问题还是资金，收高了，老人住不起，收低了又难以维持。以前做饭之类的工作都是叶新洲一个人完成，而现在光请两个做饭师傅每个月就得3000元，连买米买菜的钱都受影响。

虽说村民们义务过来帮忙的不少，但毕竟不是常态，每到农忙的时候就来不了了。现在这样，只能是低水平的维持。

扳着指头，沈德潮还列举了一长串其他的难题。一是饮水困难，黄金村地下水水质差，而且非常短缺不够用，洗衣机无法派上用场，只能用手洗，无形增加了老人和服务人员的负担。二是房屋不够。一楼基本住满，无法为有特殊情况需单独居住的老人提供房间，二楼夏天太热，老人上下困难，且不安全。三是就医难。中心与村卫生室相隔太远，老人行动不便，高血压、中风患者等等，随时有发病的，夜间只能用摩托车接送，既不安全又耽误病情。等等。

“老叶走了，舒服了，活着的人还要继续受累。”沈德潮自嘲道。他说自己现在每天五点起床，忙到晚上十一点才能睡觉，腿脚经常发麻。医生说肯定有风湿，但也没时间去治疗。“田也没有了，只能种点菜补贴伙食，完全靠买买不起。”

“不过，养老是社会大事，是个大问题。将来应该会有新的政策和补贴，听说国家对民办机构按床位发补贴，希望能落实到我们这里。农村养老机构要走下去，必须依靠政府。”尽管满脸疲惫，沈德潮依然抱着希望。他说，政府的态度还是很积极的，乡里非常关注，只要提出有什么困难，都尽量给帮忙解决，乡长也是每个月都来看看。今年天旱，乡里发救灾物资，也首先考虑这里。三八节的时候，市妇联还组织了全市正科以上的女干部过来慰问，带了不少慰问品给老人。”

“去年那会儿感觉自己都快顶不住了，现在才知道她的不容易，就这样关门她就白忙了，坚持也要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