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复调书写战争与灾难

□ 舟子

10月8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白俄罗斯女作家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颁奖词为：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开奖人萨拉·达尼乌斯说，她是一位“非凡的”作家。“她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内心世界，她在多部作品里面涵盖的这些历史事件，比如切尔诺贝利核灾难、阿富汗战争，都是表象，实际探索的是苏联和前苏联个体命运。”“她采访了数千个孩子、妇女、男人，通过这种方式，她为我们呈现了那些我们不太了解的人们的历史……同时，她展现了情感历史、心灵历史。”

她的获奖还在于运用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她的贡献不仅仅是她的写作内容，还包括她的写作形式， 比文学更接近生活。”女作家本人称之为“文献文学”，媒体称之为纪实文学、口述史。“复调”也叫“多声部”，本为音乐术语，是俄罗斯文学的闪亮传统。

世界很大，战争和事故灾难不时出现，而人很小，她着力聚焦于战争和巨大事故灾难过后那一个个很小的人。她的第一部作品《战争的非女性面孔》，采访了几百名参加二战的女性，选取了数十个经历了战争的女性作为主人公。探索心灵是作家的永恒命题，口述史的手法是她在写作中尝试出来的。在《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中，她用数年采访幸存者们，将其亲历绘成一部纪实文学史上令人无法忘记的不可或缺的作品。《锌皮娃娃兵》展现了战争的无意义与荒诞。《二手时代》书写的是时代骤变对个体的震荡与冲击。今年67岁的她写得不快，作品一共不超过10部。

战争和灾难是文学不变的主题，从古至今，绵延不绝。人们习惯了文学中对于灾难的描写，但有时“描写”看得多了，就不免“文学”化了，仅仅把它们视为虚构的艺术作品而非人类真切的磨难与苦痛。而她身为一名纪实记者，其著名作品基本上是对重大悲剧性事件当事人采访稿的“多声部”合集，作者的存在感非常微弱。亲历者的口述让战争的痛苦与酸楚更加切肤真实而且挥之不去。而“口述史”也不仅仅是我问、你说、我记录这么简单，如何在作者存在感微弱的形式下“创作”出作品，考验的是作者的思考、提问能力，也是谋篇布局能力和文字呈现能力。“关键在于你问什么、怎么问，以及从采访记录中选择什么”，她说“我写的是人类的感受，以及在事件中他们如何思考、如何理解、如何记忆。他们相信什么，又怀疑什么？他们经历着怎样的错觉、希望抑或是恐惧。”她的作品是史实与文学的“天人合一”，是人类进化途中的“原声”心灵记录与反思。

今年是二战胜利70周年，但此后战争并没有在这个星球上绝迹。不少人知道著名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的名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离炮火不够近。”但他的另一句名言所知者可能就少一些：“照相机本身并不能阻止战争，但照相机拍出的照片可以揭露战争，阻止战争的发展。”前一句充满职业自豪，后一句理性而有自知之明，道出了“书写”的职业特点。作为记者，她走得“够近”，为了收集到这些第一线证人们的珍贵笔录，她将自身健康安危抛之脑后，不顾核辐射危险深入采访；作为作家，她丰碑般地书写下重大不幸历史事件中众多个人的遭遇与心灵图景。此前，她也曾获奖，德国出版商与书商协会为其授奖时曾称：“她自己创造了一个将在全世界得到回响的文学门类，必将掀起证人与证词涌现的浪潮”。现代作家卡夫卡有言道“不是每个人都能看见真相，但每个人都能成为真相”，可以说，她的文字让她书写下的每个人成为真相，这当是她的意义所在。但有时这样的意义并不被认可，真实和残酷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或能够面对的。所以，她的作品出版之后的命运并非一帆风顺，她本人的命运也因此不乏迁徙漂泊，她在2011年得以回到故乡明斯克。

她不只是灾难的观察与记录者，也是程度不同的受害者，与那些不幸被战争与灾难光顾了的人们一样，有着伤痛的记忆和对噩梦不再重演的深切希冀。

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是“战争让女人走开”，但毋宁说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战争波及之地很难让任何人走开，而战争结束也不意味着它对人的摧残的结束。而在和平地带，那些巨大事故、灾难带来的摧毁与杀伤力也绝不亚于战争，而且由于其“可视性”没有战争那么典型，其危害则更容易被忽视、被无视：人们以为自己是安全的，但其实已经暴露在事故造成的核辐射等危害之下，其灾难性不亚于一场战争——由人自己的失误带来的灾难。

战争没有让女人走开，而是有越来越多的女人开始报道、书写战争，“千里独行，何须相送”的战地玫瑰，变得越来越不鲜见，“今天的新闻，明天的历史”，身为记者的她书写的是心灵的文学，也是人类的历史。

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她是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第14位女性获奖作家，是继1953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之后以非虚构类作品再次获诺奖的作家。与此前大多的“纯文学”获奖作家不同，她将记者的使命与作家的表达相融合。

世界在变，女性力量在这个世界上出现的频率和地点也在变，女记者、女作家在捕捉、记录世界和人们生活生存状态变化的同时，也以职业素养和勇敢无畏给这个世界的存在和人们的思维观念带来了改变，拓展了女性的发展空间，增加了女性力量：女子不弱，前往现场，接近事实，探明真相，媒体人的职业使命与作家的表达技艺在她们手中越来越“人剑合一”。她的获奖是一种意义认定，也代表了文学的扩容趋势。

书写战争和灾难要有一颗特别强大的心。拍下秃鹫注视下的《饥饿的小女孩》的普利策奖得主、南非摄影师凯文·卡特，自杀了，终年33岁；写下《南京大屠杀》的华裔女作家张纯如自杀了，因为抑郁症，终年36岁……

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这位脚踏纪实文学的大地的诺奖获得者看起来有一副坚毅的面孔和神情，照片集里也不乏带着笑容的。目睹过战争和核爆炸惨象的人是不会再想打仗的，她说，我们应该去打败“念头”，而不是打败“人”——打败那些让我们的世界如此荒凉和恐怖的“念头”，把“人”留下来。采访、书写了这么多苦难，本人也经历了漂泊流离与命运激变，还能保有如此信念与理想，继续仰望星空，当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