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性的不信任从何而来？

□ 滕云

不开玩笑——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关于南京的车祸，官方的说法是“6·20南京重大车祸”，而到了媒体这儿，至今，还延续着“南京宝马撞人案”的表述。我能肯定，从媒体先期确立的这个新闻标题始，这事儿就安生不了。

现在假设一下，如果肇事车辆是个比亚迪，事情会怎么样？第一，媒体还会不会大张旗鼓地给予报道？第二，即便有报道——因为肇事过程毕竟极端，那么媒体会不会表述成“南京比亚迪撞人案”？第三，即便表述成“南京比亚迪撞人案”了，观众会不会一如既往地高度关注乃至质疑？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南京警方，还是肇事方，还是受害方，还是宝马公司，甚至愤怒的观众，都可以向媒体发难一把——总不能眼看着网上一轮又一轮的开撕，始作俑者却安然无恙，甚至得意扬扬，看着自己炮制的作品无限发酵，泡沫越来越大。而我的心得则是，作为媒体的小编，其精神属性是多么的重要。客观公正的新闻原则，印证于任何一个新闻从业细节。就像这个精神属性，它对一个新闻的初始判断的影响力，就足以酿成新闻伦理上的偏差。

然后就是“急短精”。南京市交管局政务微博发布消息称，该事故肇事司机经权威机构鉴定，其在作案时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此鉴定一出，舆论为之哗然。

在经历了“宝马歧视”之后，南京车祸的案情，就已经被社会舆论所掌控了。掌控的意思，是指对案件的最终判决未必一定发生作用，但是对案件的审理全程，却时刻施加着影响。比如，南京警方的公告，就是施加影响的结果之一；专家所言的“应该召开发布会”，也是施加影响的结果之一。当然，“急短精”的科普和流行，以及对它的完全不信任，更是施加影响的结果之一。

话题必然要回到一个起点——习惯性的不信任，从何而来。可以说，南京警方身陷窘境，是为地方惰政背了锅，躺了枪。很多观众，即便是孩子，都可能从各自的生活经验里，获得惰政的案例和背景。或许，就连南京警方的背锅、躺枪，也并非绝对无辜，因为我即使可以相信“急短精”，但同时也可以追究，一个“急短精”患者，是如何获得驾驶资格的，只要那个驾驶证不是伪造的。

我曾夸赞街头的“录像执法”程序，以为有了这门利器，会有助于执法过程更透明更公正。但我发现更多的人好像并不买账，因为他们还会担心这些录像内容是否会公开，是否会不带删节地公开。“急短精”的诊断和公布，也有助于更透明公正，但同样，人们也会担心在诊断和公布的过程中，是否依然存在“录像”本身无法证实的东西。包括车祸现场，是可以通过录像“重现”的，但如何获得驾驶资格，却是没有探头监视的。所以，技术手段对于获取公众的信任来讲，始终处于辅助的地位。真正信任的来源，依然是品质——从每一个执法者，到概念上的所有执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