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依赖症”背后是生存理性

□ 杨朝清

贵州省毕节市有基层干部反映，现在一些家长患上了留守儿童“政府依赖症”，认为政府可以包办一切。毕节市黔西县一名乡镇党委书记说，曾接到村民电话称“我要出去打工了，你们把我娃娃看好”。村干部在劝返留守儿童父母回家时，曾有家长说“你们喊我回来，给我多少钱？”（9月15日 新华网）

每当留守儿童成为公众焦点，通常都伴随着令人惊心动魄的意外伤害事件。溺亡、自杀、被性侵……在村庄“空心化”、老人“空巢化”、儿童“留守化”现象突出的乡村，留守儿童的生存生态脆弱不堪，处于危险的边缘地带。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父母的陪伴至关重要。然而，为了更好地实现家庭的经济功能，许多农民工压抑亲情诉求，和子女两地相望。许多农民工愿意将子女带在身边，务工地的教育、医疗等服务对打工子女却有诸多限制，迫于无奈他们只能将孩子送回老家，交给爷爷奶奶“隔代寄养”。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的家庭结构是一个三角形，父亲、母亲和孩子分别是三个角，它是最稳固的结构，也是最脆弱的结构。父母的离席和缺位，不仅让孩子的安全诉求得不到有效的满足，也意味着亲情流失。

“留守儿童依赖症”从表面上看是农民工难以正确处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公私不分，将个人应该承担的监护责任完全抛给政府。从本质上看则是一种权利贫困的产物，是生存理性的体现。在经济因素不断嵌入日常生活的当下，这些在市场经济中机会和待遇并不高的弱势群体，低层次的生存需要尚未得到充分的满足，自然就难以兼顾高层次的精神需求。

劳动力作为一种资源，在城乡差距的格局下，在城市往往比在农村更能发挥作用，也能获取更多的收益。农民工起早贪黑的付出，就是为了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可是，这一切都是以社会关系的破碎和情感链条的脱节为代价的。家庭本应是每一个孩子人生最温暖的起点，当留守儿童得不到足够的父母之爱，他们的人生，不可避免会缺乏光亮和温暖。

匮乏的资源、局促的生存空间，会从根本上扭曲农民工的是非观和价值观。在坚硬现实的挤压下，朴素的“父母心”上演变形记；“甩包袱”“卸担子”“只爱票子不爱孩子”的农民工，公私混淆之后也隐伏着权利贫困的民生痛点。

只有加快推进精准扶贫，让农民工即使不出远门，也依然能够有较好的经济效益，才能从根本上治愈“留守儿童依赖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