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姚鹏
“对不起,您拨叫的号码无法接通。”大刘拿起手机,尝试着拨打父亲的号码,但听筒里传来的声音很快让他意识到这不过是徒劳。
“您说,我爸还会在船里吗?”这个人高马大的山东汉子充满期盼地盯着记者的眼睛。
几天前,大刘的父亲在南京登上“东方之星”号,踏上了前往重庆的旅途。“我爸爱旅游,名山大川都走遍了。以前都是爸妈两人一块出门,这次我妈高血压不能去,他就自己去了。”大刘叹息着。
“旅行社是我去找的,一看是夕阳红团又有优惠,就报名了。”他说。
6月1日晚9点,大刘的母亲老戴接到了老伴儿发来的微信。九点半,老戴回了电话,但没打通,谁知第二天一早却看到了“东方之星”翻沉的新闻。大刘马上找到旅行社,确认父亲就在船上。
6月3日上午,在旅行社的安排下,大刘一家从济南出发赶赴监利,和他们同行的还有一家人,那个家庭有一对老夫妻在船上。一行人坐了五个多小时的火车赶到武汉,再换乘大巴辗转抵达监利,走下汽车时,天已经快黑了。
“我们那里一共有九个老人在这条船上,有一个家庭是一对老夫妻带着三岁的孙子。”大刘说。
接待他们的是监利政府的工作人员,领着他们到餐馆吃完饭后,安排他们在一家旅馆住下来。对方抱歉地告诉他们,来的人太多,所有的酒店都腾出来了,实在是条件有限。
第二天一早,一家人早早起了床。按照安排,这天上午,从山东来的几位官员和他们这些家属会有一个见面会,随后还要采集直系亲属的DNA。
然而,吃完早饭后,老戴突然觉得心脏不舒服,因走得急没带药,陪同的当地工作人员急忙买来速效救心丸,又叫来一辆志愿者的“黄丝带”小车,准备送她去医院。老太太惦记着上午的DNA检测不肯去,大刘好说歹说,把她扶上了车。
“我爸妈感情一直很好,我妈平时心脏就不好,又遇上这事。”大刘说,“我爸今年66岁,北方人都讲究六六大顺,可谁能想到出这事呢!”
没过多久,老戴回来了,她执意不肯去医院,只是买了点药。
房间里的电视滚动播放着搜救的新闻。等待见面会之前,话题很自然地切换到搜救上。
“船什么时候能翻过来?”
“我们能不能去现场看看?”
面对家属们的发问,工作人员只能耐心解释:“我们会帮你们沟通,请放心,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
“到哪里去辨认遗体?怎么知道里面有没有我们的家人?如果有人被救上来,能不能及时通知我们?”老戴说着,又抽泣起来。
“别想了,咱们活着的人还得活下去。”大刘安慰哭泣的母亲,自己也禁不住泪流满面。
见面会的时间到了,外面大雨一直不停,工作人员买来雨伞,在旅店门口分发给大家。三辆“黄丝带”拉上两家人,直奔会场。
“这里的人真好,我们非常感激。”大刘告诉记者。
山东省这次派了一位副省长带队前来处理有关事宜,主持见面会的则是济南的一位副市长,他告诉大家,省里、济南、青岛都成立了工作组,家属们有什么诉求可以提出来。
“什么时候能让我们去辨认遗体?”一位家属提出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现在最重要的工作还是搜救。”副市长表示,不过他们会往上反映这个问题。
“一会儿,公安部门会来进行生物信息采集,采集DNA还是最科学的辨认方式。”他说。
“DNA辨认要多久?”
“大概四五天。”
上午10点,湖北省公安厅的技术人员抵达会场,开始对乘客的直系亲属进行DNA取样。
大刘是最后一位进行取样的家属,进行了身份登记之后,技术员用取样的针头扎破他左手的无名指,让血流到涂片上。
殷红的鲜血一滴滴落下,血脉的力量,在呼唤着生死未卜的亲人。
采样结束,家属们返回住处,“黄丝带”车队早已在门口等候。
雨,依然很大,街头的电子屏幕里,滚动播放着为“东方之星”号祈福的字样。
“还是别放弃希望吧。”记者想说点什么宽慰大刘。
“我们就希望能早点找到,把人带回去。”大刘叹了口气。
“也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我爸会在哪里呢?”他望着远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