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技术在革新，但社会不平等依旧

编者按

近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沙孔塔拉·巴纳吉教授在复旦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第二届“新媒体与社会性别研究”工作坊上，以“媒体翻新，不平等依旧：欧洲和亚洲地区儿童和青少年的媒体使用研究”为题举办讲座。巴纳吉教授总结性地分享了她和团队过去20年进行的一系列围绕儿童和青少年新媒体使用的经验性研究，囊括了日常媒体实践以及其中关涉的性别、种族、阶级等社会性议题，呈现了一幅极具冲击力的媒体使用研究全景图。

■ 张艾晨 郭奕谌

近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沙孔塔拉·巴纳吉（Shakuntala Banaji）教授在2021年复旦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第二届“新媒体与社会性别研究”工作坊上，以“媒体翻新，不平等依旧：欧洲和亚洲地区儿童和青少年的媒体使用研究”为题举办讲座。沙孔塔拉·巴纳吉教授总结性地分享了她和团队过去20年进行的一系列围绕儿童和青少年新媒体使用的经验性研究，触发了听众对媒体技术与政治参与之间辩证关系的深度反思。

解构“数字化”世界的乐观主义思潮

随着2000年以来新媒体和社交媒体的日益普及，儿童和青少年在公共话语中经常被描述为“数字一代”，并被寄予借力技术发展来推动社会进步的厚望。沙孔塔拉·巴纳吉教授通过一系列针对欧洲和亚洲不同国家的研究，对这一公共话语所表达的政治参与乐观主义预期提出了总体性质疑。

巴纳吉教授认为，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术界对于技术发展与社会关系这一议题的乐观主义态度为其后五十余年的技术话语和研究方向定下了总基调，它以资本主义现代化范式为预设前提，在“传统”和“现代”这一对概念范畴之上想象并通过话语建构出一个具有人格特质的鸿沟，然后将其应用于诸如对比男人和妇女之间、南北方国家之间的差异等语境中。在这一话语框架内，“现代”意味着工业化、城市化、文明进步、能够进行社会参与等特征；“传统”则对应着一种无社会参与、缺少经济交流、没有城市与农村之分、纯粹而充满局限的熟人社会；而技术则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性因素。教授在这一部分特别强调了上述话语中的“社会参与”概念，因为它直接指向当下的新媒体和社交媒体现象，承袭20世纪60年代技术乐观主义的大批学者曾将新媒体技术的出现赞颂为公众摆脱权力机构宣传的控制、被赋权参与社会治理的胜利，但事实已经反复证明这一盲目的乐观主义思潮是非常天真和片面的。

巴纳吉教授以此为起点，提出了三点质疑：第一，世界真的是“数字化的”吗，我们如何再现“非数字化的”能动主体？第二，在我们的预设或想象中，新媒体工具和数字技术在支持（个人的、公民的、政治的）能动主体方面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第三，特定能动主体的数字化行为的可见性差异，如何在全球南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各自不同社会阶层中表现出不同形式？

巴纳吉教授指出，技术是社会的产物，媒体技术自身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社会进步和社会正义水平的改善。需要将媒体技术的使用置于具体的现实情境中进行考察，详细分析技术在社会的实际运转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和途径。

青少年群体的新媒体赋权与结构性不平等

围绕上述三个问题，巴纳吉教授以欧洲和土耳其、中东和北非地区、印度三个案例为基础，分享了她和团队的研究成果。

首先，以针对欧洲和土耳其的考察为例，巴纳吉教授的研究聚焦于互联网和数字化工具如何转变当地青少年的社会运动实践，并揭示了新媒体在这一领域带来的五方面社会变化：一是新媒体技术的普及实现了更多横向的社会连接和竞争；二是新媒体技术赋予了更多中产阶级和一些工人阶级的年轻人接触多样化思想的空间，这些空间曾经只存在于成年人和富裕人群之中；三是新媒体技术允许那些对传统政治持消极态度的年轻人发现彼此、汇聚一处并获得动员；四是新媒体技术让年轻人能够拒绝和反抗错误的事实再现；五是新媒体成为了信息流动和实施行动计划的节点中枢。

其次，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研究项目中，巴纳吉教授和团队以交叉分析方式，融合不同类型的媒体使用，探析了青少年群体中互联网、结构性不平等与公民创造性之间的复杂关系。该研究一方面解构了社交网络与社交媒体之间过于单一的关联性，重新挖掘了线下社交在当地青少年群体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另一方面勾勒了线上社交媒体流行后如何与线下社交网络展开联动，使既有的线下社群从非政治性的社会团体扩展为具有政治和社会运动属性的参与性社群。同时，研究还发现，在这一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变革中，社会性别问题仍然以结构性不平等的方式再现于其间：该类叠加了双重属性的社群团体整体地排斥妇女参与的权利，线下活动几乎看不见妇女的身影；而即便是线上的社交媒体网络，男人在其中的可见性也远高于妇女，意味着现实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在网络空间被延续乃至放大。

巴纳吉教授分享的第三个案例来自印度，重点反思所谓“数字一代”的说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聚焦于印度这一特定的社会语境，教授简述了印度社会的“数字化”历史，指出它事实上是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政府与大型科技企业联姻的官商互惠史，其结果是让印度社会完全再现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界生产的技术进步主义话语。然而，真正的现实远没有那么美好。巴纳吉教授指出，印度的上中产和中产家庭的青少年儿童确实生活在一个富媒体环境中，但这一群体仅占印度所有未成年人口数量的约23%，绝大部分印度青少年儿童并未拥有“数字化”的童年；而且即使在这一群体中，大量的媒体使用实践显示，青少年儿童频繁接触的媒介文本中普遍存在性别歧视、民族主义、宗教偏见等内容，严肃的参与性讨论在16岁以下的未成年群体中极为罕见。这显然与社会进步的美好想象相去甚远。此外，实地访谈和调查结果表明，剩余77%的印度青少年儿童与新媒体技术之间远没有亲密且积极的融合关系，除了媒体使用权不足之外，数字技术和新媒体给他们带去的负担远多于价值，他们被排挤在媒体技术革命浪潮之外。

破除技术进步论的学术迷思

巴纳吉教授在讲座最后反思道，社会的发展为何会变成如今的模样？为什么我们从新媒体技术的乐观主义出发，却走向了更为极端化和不平等的境况？巴纳吉教授认为，这是因为种种乐观预期都是人们心中建构出的想象，想象数字技术具有良善本性，当代社会所有儿童和青少年都是数字原住民，他们成长后必然会推动民主的到来……此类论断都是脱离实践的抽象学术思考，当研究者试图处理自身所不熟悉的学术知识生产与地缘政治之间的交汇领域时，这些浪漫化的想象将可能制造出危险的迷思。

巴纳吉教授提醒大家，对数字技术的研究需要充分考虑新媒体技术的使用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将产生怎样的结果，同时关照媒体技术的使用者中被忽视的、未能完全参与数字化浪潮的群体，他们的社会性别、阶级、年龄等相互交织的身份属性，如何导致他们经由宏观制度安排被限制于资本主义和政治权力合谋塑造的社会结构之内。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