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性别理论建构，审视性别文化生态

近年来，性别理论不断丰富，性别研究本土化进程逐步推进。女性话语表达空间不断扩充，性别文化传播生态也呈现出新特点。学界关注性别理论发展，也以锐利视角探讨性别文化传播生态。

——名家汇聚共议女性学学科建设

2020年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25周年。25年来，性别研究理论得到广泛传播，女性学学科发展已渐成规模，但围绕女性学学科的学科界定、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问题的争议一直存在，《新女学》特推出“女性学学科建设再思考”专题讨论回应上述关切。

《女性学的学科界定与学科启示》明确，女性学是关于女性的科学，是研究女性作为人的存在本质、生存与发展的性别规律以及两性关系中的地位演进的学科。《妇女研究学科命名应具发展视角和全球视角》主张，从“发展”的视角和“全球”的视角来审视学科名称。《妇女/性别研究的内在机理与学科发展》认为，女性学的研究对象以“妇女”或“女性”为主体，但应落脚于整个“性别人”的解放。《女性学学科建设的视野、方法与人才培养》认为，促进女性学学科发展要加强女性学专业人才培养；《女性学学科建设的制度困境与出路》提出，可利用交叉学科壮大女性学分支学科，为女性学进入学科行政建制扫清障碍，做好充分准备。《女性学学科建设要体现中国特色》提出，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决定了女性学学科要充分体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探索和坚守女性学学科建设的中国路径》强调，与妇女发展实际紧密结合，是我国女性学稳步发展的基石。《女性学发展的四大动力与未来愿景》在回顾和展望女性学学科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提出基于制度优越性的中国国家行动是女性学学科发展的时代动力，女性学的未来在中国。

——关注实践过程中的性别关系再造与性别理论发展

当下，中国家庭关系、性别关系领域呈现出新特点，性别理论发展的分支学科和分支领域也在不断扩充和建设。

《转型期城市家庭亲权回归与孝道再造》认为转型期中国家庭身处多元而矛盾的压力系统中，城市中产家庭在亲密实践机制下，亲权和孝道传统得以再造。《变迁村庄中的闲暇、性别和权力》探讨不同代际的男女在劳动、闲暇上的变迁与延续，及其中所展现的权力关系及性别含义。《转型期城市青年非婚同居的多元特征与变迁机制》发现，城市青年同居实践的内部形态呈现多元复杂的特征，隐含着中国家庭现代性变革的复杂路径。《“娘家”研究：从“沉默”到“显现”》梳理认为，学界对娘家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沉默”到“显现”的转变历程。《性别与体育谱系学研究的缘起与启示》提出，随着女性参与体育运动的人数大规模上升，性别与体育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的跨学科领域应运而生。

——反思当前性别文化传播生态

当前，性别议题成为文化传播的热点议题。对性别文化传播生态的反思反映了性别研究者的文化自觉。

《融媒体时代的性别议题与提升国际话语权》关注融媒体时代，国际传播新格局中的性别叙事，认为需把握节奏、讲究策略，在性别议题的媒体表达中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反思社交媒体商业化下的传统性别观返流》发现社交媒体具有多元化主体、多元化平台的特征，既表现出社交媒体对先进性别文化的推动作用，也存在善意型性别歧视大行其道、性别区隔明显等现象。《范式转型：当前女性主义影视剧创作思考》认为，传统影视作品中概念化、类型化的叙事范式已难以有效承担讲述当前社会语境中女性故事的文化责任，叙事范式转型成为创作者必须面对的重要命题。

——深化思考锐度静观舆论热潮

融媒体背景下，流行文化中的性别偏见问题常能激起公众共鸣，批判性思考舆论热点成为研究者的一大关切。

《性别平等主旋律与多声部的复合交响》聚焦2019年度热点性别事件舆情，认为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成效显著，为妇女儿童网络舆情的应对和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仍需在厘清性别权力结构的基础上提升政策制度的性别敏感。《警惕“酒文化”中潜藏的就业性别歧视》提出，“酒文化”体现着权力在场的命令服从关系，公司要求女员工有酒量构成了间接性别歧视。《搏击的女性：徘徊在“力量”与“美”之间》认为女性搏击者依然面临着不平等的外部规制，不断徘徊在“力量”与“美”之间。《“爹味”背后：爱说教的男性与不甘沉默的女性》认为“爹味”一词的流传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性对传统男性气质的反抗。《男性美妆博主盛行的性别思考》认为男性美妆博主现象体现着社会性别观念的进步，也包含着“过度的性别表演问题”。《“招娣”改名:女性身份的寻找与确证》提出“招娣”是重男轻女认知的具象表达，“招娣”勇敢改名，值得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