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世界不该是情绪垃圾场

□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徐阳晨

因网络暴力而导致的“社会性死亡”愈演愈烈，从“罗冠军事件”到“清华学姐挂学弟事件”，再到最近的“成都确诊女孩事件”，短短数月之内，此类暴力舆论事件如涟漪般蔓延扩散，多有被煽动者刻意效仿之嫌。

在恶意丛生的网络舆论环境中，从上述几起社会性死亡事件中可以看到一种现象：在曝光所谓真像，揭露“丑陋”隐私的报复贴背后，总是跟随着一群充满戾气的泄愤者，极易渲染的起哄者以及标榜“话语权”的私德者，他们抢在第一时间，迫不及待占领舆论高地，以极端情绪掩埋理性思维，成为推动某一类事件的“主流”力量。

为什么“网络喷子”如此热衷于“以暴制暴，以黑为乐”，他们最根本的心理动因是什么? 网民群体年轻化的结构特点是否成为催生网络暴力的重要因素？群体性触犯隐私权若成“无证之罪”，是否将助长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

“网络暴力存在已久，在国外有个概念叫做‘网络暴民’，就是利用攻击性语言在虚拟世界表达非理性情绪。” 集美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巨东红认为，网络施暴者具有典型的心理共性：非理性、去抑制性和攻击性，具有个人特质和社会环境双重因素。“网民群体中的极端、仇视、偏执情绪，社会环境中的痛点、高压引发群体性的宣泄和盲从，都会引起网络失范行为。”

法国社会学家勒庞曾说过，在既定的条件下，并且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一群人会表现出新的特点。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一种群体心理。

通过一系列的社会性死亡事件可以看出，爆料者是以宣泄为主，看似阐述一个事实，实则在释放、夸大、甚至伪装负向情绪。巨东红指出，网友的推波助澜动因复杂，“可能是出于正义感，也可能希望扩大事态，站在道德高地指责他人，从而获得自身的存在感、价值感，或者纯粹的在发泄情绪，表现为暴虐和从众心态。”

很多人发现，在一个多为陌生人组建的线上社交圈中，人与人之间缺少最基本的公德礼仪约束，“一言不合就开撕”成为网络戾气的根源。巨东红强调，有些人在线上和线下所表现出的言行标准、思维特征及价值观念会出现巨大落差，“人格结构可以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日常生活中是自我，遵循现实原则，但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网络施暴者的本我充分呈现，遵循快乐原则，通过攻击、谩骂、指责他人来获得在现实世界无法获得的满足感。”不受监管的网络世界犹如潘多拉魔盒，打开了人性中不再压抑的欲望和恶念。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群体中学生最多，占比23.7%，青年群体尤其是“90后”“00后”代表的互联网“原住民”活跃度和话语权不断升级。而从学历调查来看，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网民群体占比为40.5%,21.5%是我国网民最主要的学历层次。低学历、低龄化现象是否进一步引发网民的群体性“迷失”？

“目前，网络的匿名性、虚拟化给《网络安全法》的落实和网络安全监管带来困难，缺乏网络安全意识的青少年网民，更易受到‘意见领袖’观念、看法的左右，从众心理明显，冲动性强。”巨东红认为，学生群体社会化不足，还会受到青少年亚文化影响（如挑战权威、挑战传统），一些青少年对社会规则无所顾忌，在网络不良文化刺激下，极易导致网络暴力低龄化。

巨东红建议，在复杂难辨的是非观面前，网友应“理性吃瓜”，不要一味沉溺于网络负面信息；保持平和、自查心态看待具有煽动性、洗脑性新闻，其背后不乏商业网站和水军的刻意造势，网友们应对这类“PUA”文有基本的判断和认知。她认为，网民合理谨慎的意见表达，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全面网络素质，“网络世界不是情绪的垃圾场，也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战场，要通过合理渠道表达意见和宣泄情绪，解决问题，不通过网络攻击表达情绪。”

韬安律师事务所孙磊律师在代理此类案件时发现，目前网络侵权监管最大的困境在于亟须对“网络暴力”做出准确界定。“官方尚未定性‘网暴’标准，在司法实践上也很难划定这一标准。”孙磊表示，在“平台是否应知或明知存在网暴”等监督问题上，用户的弹幕可以实时或事后举报，相关敏感词汇不得显示，这也倒逼网络暴力的表象更具隐蔽性，没有“侮辱性词汇”的网暴侵权在追责举证上仍难度较大。

每个网络暴力的开始，都是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朴素的价值观，而慢慢由于沉默螺旋定律，意识到事态变味的声音消失了，而最终形成了网络暴力。孙磊提醒，不能因打击网络暴力，而全面压制舆论自由，网民朴素的正义感仍应积极维护。“很多网民认为‘法不责众’源自‘我认为我是正义的’、‘我们在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等误解，网络监督机构首先应尝试善意疏导，澄清事实真相，宣扬正确的是非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