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记者节

记者记录时代的步履和人民的喜怒哀乐，一支笔游走天地间，上接天宇风云，下连市井阡陌，自有其分量。

■ 老九

我们记者节的活动，应该颇有创意，部门所有的同事一起到一个社区，教老人们使用智能手机，以此来庆贺自己的节日。我在现场看到，那个社区的庭院中的菊花开了，而学会用微信的老爷爷老奶奶，也一个个笑开了花。

我是部门年龄最大的记者，尽管我本人的微信也用得不好，是儿子帮我在手机上安装好了，我才能笨拙地在上面戳字，与微信好友们保持联系。别的，诸如定位啊，导航啊，下载啊，搜索查询啊，等等，一概不会。去了，只能是去陪同，以壮声威，用网络语言，就是“打酱油”。

但毕竟是去了，而且有职业习惯，且积习难改，虽然没有分派到要写写活动的报道任务，还是觉得看了不少东西，也想了一些事儿，就感觉不写几笔就难受。这种积习难改的惯性，大约可以归类为职业习惯，或者干脆就是“记者毛病”。

首先想到的方向，带有前瞻性。因为有这个活动，那么在活动之前，大约就有家庭里小辈给长辈添置智能手机这个事件。这是很暖心的事件，跪乳反哺，古老的传说与现代的手机有了机会接轨。智能手机是个好东西，大千世界容纳一机，变戏法一样能变出很多，老头老太们嘴上说不要不要，人都老了还碰那些新潮的玩意干啥，没有必要浪费钱嘛。但小辈们一旦给他们买了，又有一干人马专门来教习，老人们还是开心的。

其次想到的，就带有了衍生性。水到渠成一般，这样的活动一搞，记者与社区的老人们有了联系，就有可能摩擦生电，一来二往，心灵也许就能碰撞出火花。所谓缘分，就是千年万载，又千辛万苦，恰恰在这么一个时候，不早不晚、不前不后碰上了，就促成机缘，没准就能写出自己一生最得意的文章来。譬如那一次，我在路边修被扎破胎的自行车，与修车人聊了聊，晚上又到他家去看他的残疾儿子，居然就写出了被朋友们戏称“天下文章一大抄”的一组文章，不但牵手这个孩子与篮球巨星姚明握手，还被国内很多媒体所转，甚至越过海峡，越过太平洋。我这个老记一生平庸，总算也可聊以自慰一回，难得冒了一两个水泡。获不获奖不重要，获奖是人家评的，不获奖完全可以自己奖奖自己！

这样一来，又发现了自己原来足足当了33年记者了。

我的记者生涯中没法忘记的第一次采访，是在大西北，遇到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几位记者。由于我是地方台的记者，他们中的一位主任问我一些地方的素材，另外三位年龄可以做我叔叔的记者立马围到我的身边，均掏出随身的采访本做记录，并与我一一核对数字。我就此懂得，哦，原来记者是要这样记的，这样做的。稿子可能只是其中一个人写，但对材料的占有上，同行者也要跟着记。这样一来，他们的记录是在采访本上进行，而作为新入行的记者，却将这一幕深深的铭记在了心上。

这又让我想起前几年采访中国台湾诗人席慕蓉。

我与她很投缘地谈了整整一个下午，不但做了录音，还在采访本上做了半本笔记。她是蒙古族人，深沉而辽远地爱着自己的故乡，说着说着就说到她的那首《我折叠着我的爱》，她完整地背诵了开头第一节：

我折叠着我的爱

我的爱也折叠着我

我的折叠着的爱

像草原上的长河那样宛转曲折

遂将我层层地折叠起来

她说到一个关键词：折叠，就是蒙古族声乐中独特的长调唱腔中的颤音抖音，长调一起，草原风情弥漫。她说她问过不少歌手，唱长调中声音处理最重要的是什么？许多歌手都从气息上去谈体会了，只有其中一个说了个蒙语单词“诺格那”，一下就打通了她的故乡情结，这个词翻译成汉语，就是“折叠”，她听了感觉骨子里对故乡的思恋就潮水般一浪接一浪。我听着也很感动，还忍不住即兴来了一句，虽然我此时很收敛，唱得短，而且是轻声，没有完全放出来，也还是得到她的微笑颔首。

到了晚上，另一家媒体的一位年轻女同行来采访，席慕蓉也与她讲了一些问题。我在旁边有些替她着急，她既没有用手机等录音设备录音，也没有做一个字的笔记，而是抱臂等席慕蓉说了不少话后，不乏优雅地从包中掏出一张早已打印好的所谓新闻稿，让席慕蓉审阅签字。也就是说，稿子是在采访前就已经写好了，并且打印了出来，那人家现场与你说一通，岂不就白说了？席慕蓉明显有些不悦，她没有接那篇让她审阅的稿子，只是问，这稿子与我有关系吗？接着又问，记者可以这样当的吗？我看到对方满面尴尬。

这又涉及一个记者怎么当的问题。记者记者，在我看来，是一定要当场用笔做笔记的。不做笔记，算什么记者呢？根据我的体会，采访当事人时，用笔认真记录，不但便利自己后期的写作，在当时，也是给对方的尊重和鼓励。记者记录时代的步履和人民的喜怒哀乐，一支笔游走天地间，上接天宇风云，下连市井阡陌，自有其分量。

参加一回特殊的记者节，走进社区与老年读者互动，重温初心，不虚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