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识作为一种文学批评形态的访谈录

王红旗新著《灵魂在场》是以一种平等对话的方式处理了多种诸如作家与学者、男性与女性、东方与西方、故乡与海外等二元对立化的命题。它的出版问世，不仅为对话式批评的复兴提供了专业化的模板，也极大丰富了世界华文女性作家与文本研究的资料汇编，蕴含着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双重价值和意义。

■ 江涛

在当下倡导理论与方法不断推陈出新的学术界，“访谈录”似乎成了文学研究领域中一种“过时”的研究方式。特别是伴随着罗兰·巴特提出的“作者已死”的观念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逐渐深入人心之后，文学阐释就演绎成了读者（研究者）与 “文本”间的直接对话，而文学价值便是在研究者对文本的某种个体体悟中被创造出来。虽说“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一味将批评的重心放在读者的主观感受上，则容易将文学批评落入“由我说”“听我说”的单向批评的陷阱里，忽略了作家这一创作主体本身同样身为说话者所具备的发声权利。

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女性文学委员会主任王红旗所著的《灵魂在场：世界华文女作家与文本研究》（现代出版社2019年版）正是一部有着“正本清源”意义的著作。它试图纠正在文学研究场域内，研究者过于强势的主导地位，而是将研究者与作家、文本三者置于平等的维度中，通过访谈的形式共同促成文学的最终“解码”。

奇妙的审美与思想的本质共鸣

“在场”是王红旗学术生涯重要的学术标识之一。所谓“在场”，并非如新闻报道般机械性地记录下现场的一切，而是带着自身的经验、情感和立场直击文学现场，以面对面、心对心的对话方式提出问题、相互交流，形成思想火花的碰撞。王红旗从2000年策划、编辑《中国女性文化》学刊开始，就一直强调“读者、作品、作家三位一体的主体‘在场’”，其中的名栏“女作家访谈录”，便是对话式的“在场研究”。而新作《灵魂在场》更是在这一独特的批评形态的基础上，针对世界女性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专项“访谈录”。它的问世，为对话式批评的复兴提供了专业化的模板，同时也极大丰富了世界华文女性作家与文本研究的资料汇编，蕴含着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双重价值和意义。

对话，原是一种古老而传统的文体、是一种探究真理和知识的必要手段、也是众多先哲们所推崇和主张的教学方式。在对话的过程中，两个甚至多个孤立的个体变为了交互的主体，从而在思想的碰撞下完成了观点的求同存异，这便是对话的意义和价值。《灵魂在场》便包含了对话的必然性、平等性和创造性三个特征。

论著中，受访的女性作家既有严歌苓、张翎、虹影、李彦、林湄、山飒等旅居欧美的“新移民”，也有戴小华、黄虹坚这样长期在东南亚及香港从事创作的华文女作家，更有活跃于北美地区的著名华文文学评论家陈瑞琳女士。而论及的话题也是不可胜举，既有在华文文学领域十分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热点议题，诸如女性经验与母性意识、婚恋与战争、文化身份与离散叙事、历史创伤与人类关怀等，也有着关于女性事业、子女教育等日常化的现实问题。访谈中，感性化的文本细读自是必不可少，而深刻、理性的审视与反思则体现了一个成熟研究者最重要的锋芒。

同时，书中还有着对于作家本人的生命经验、文化背景、婚姻情感等传记学方面的求证，以及纵观整个海外华文女性文学发展的述评和展望……如此磅礴与多元的议题，全部都是通过对话的形式，完成了一场奇妙的审美与思想的本质共鸣。

难能可贵的精神“合翼”

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与批评场域内，以学者或批评家为尊，作家与之的关系并不对等，但《灵魂在场》一书更突显了作家自身的声音，体现了一种学术的平等性。我们可以看到，女学人与女作家双方在语言层面、思想层面和艺术层面上的碰撞，以及碰撞之后最难能可贵的精神“合翼”——共情与共识。

比如，对于女性主义的见解，王红旗始终坚持的是一种迥异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两性和谐的中国女性主义观，她认为：“西方女性主义是‘为女性’，中国女性主义则是为‘人类’，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以女性人本之爱意识，建构一种人类生态的性别关怀，在承认性别差异存在的多元化思考中探寻平等与和谐”，因此，“两性和谐”“两性互补”才是女性主义应该追求的终极目的与理想。这获得了许多受访者们的认同。比如严歌苓就明确表示“没有谁是第二性，男人女人都是第一性”，虹影也特别强调自己是“超性别写作”，因为“女性主义”这一概念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性别歧视意味。她们站在人类的立场上审视当下的性别秩序和性别文化，出发点是“人性”而非刻意强调“女性”。

《灵魂在场》还凸显了一种学术的创造性意义。由于王红旗所研究的对象是世界华文女作家，所以东方女性经验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是一个不能绕开的话题。但是她所关注的并非只有冲突，更多的是发现了中国的历史经验为世界文明所做出的独特奉献。

旅法作家山飒在谈及她的小说《女帝》时认为“武则天这个女性形象，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她的政治行为是女性型的”。这一观点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女性想要实践个人价值，就必须成为比男人还要强势的人，遵从男权社会里的生存与成功逻辑，而武则天一方面遵循男性的逻辑登基为帝获得成功，另一方面用自己独特的女性经验，在执政期间不断维护庶族、平民、女性的权益。所以王红旗指出：“武则天是一个真正的超越了性别、国别的女性领袖形象。”

总之，《灵魂在场》作为一种文学批评形态的访谈录，王红旗的“学术在场”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单纯的倾听者或访问者去机械化地介入作家与文本之间，她所有的发问和体悟全部都是在“人性之爱”“万物和平”与“两性和谐”的地基下完成的高屋建瓴，饱含着人类最原始的自觉意识。也正是基于这样具有远见的立场之下，她才可以正确地看待作家笔下所存在的种种冲突与博弈。文学研究如若不曾介入文学现场，如若不根植于自身的信仰、不具备超人类的人性关怀底色，灵魂的触碰不过只是个体的对垒，难以实现精神的合翼。

（作者单位：汕头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