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恨不得变成孙悟空

社区例会变身“广场例会”。强洪/摄

每天魏彦辉（右一）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核对工作清单。 强洪/摄

疫情开始后，我每天真正休息的时间只有五六个小时，恨不得把自己变成孙悟空，拔根汗毛就能变一个分身，这样就能有精力去做更多的事情了。

目前，我们这个团队的战友们尚无一人感染。我有一个心愿:要把他们一个个健健康康地交还给他们的家人。

我相信，疫情之后，武汉仍然会是大江大湖的大武汉，花城仍然会是繁花似锦的小家园！

■ 口述：武汉市金银湖街花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魏彦辉

■ 记录：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强洪

江城多水，花城独秀。我所服务的花城社区位于美丽的东西湖区金银湖畔，辖区现有6个小区，共有6580户居民，15000余人，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型社区。

疫情发生后，社区原有的25名工作人员，除1名休产假和另一名怀孕在家网上办公外，其他23人均从1月23日起一直坚守在岗位上。

社区关口前移后，面对小区出现的各种状况，我和同事们感觉压力很大。后来，47名机关下沉干部的到来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难题，分担了许多压力。小区实行严格管控封闭后，他们也派人到路口值守。

春节前到1月23日封城之后，我就投入到了疫情防控一线工作当中。疫情发生以来，我们主要采取了三个措施：

一是开通社区小喇叭，滚动播报各类通告和提示，把省市发布的公告、疫情提示和防控知识，在广播里循环播放；二是开展拉网式大排查，通过网络上报、分时段给居民打电话、微信群接龙以及白天敲门、晚上到小区对应房间开灯户核对，并利用“网格”中比较活跃的居民询问等方式，多方位，及时摸排，及时发现发热病人，全面掌握辖区现有状况，准确上报；三是进行封闭式管理，原来的23个路口，我们封留了6个出口。每个路口都有志愿者24小时值守。刚开始，很多居民感觉出入不便，不理解甚至不配合。虽然经常会被居民埋怨，但同伴们都给予了最大的忍耐，我们都尽最大努力向大家解释，让他们理解我们的工作。

对居民，我把他们当家人看待

2月16日，武汉市部署开展为期3天的集中拉网式大排查，落实五个“百分之百”举措（即确诊患者百分之百应收尽收、疑似患者百分之百核酸检测、发热病人百分之百进行检测、密切接触者百分之百隔离、小区村庄百分之百实行24小时封闭管理）。

辖区一位74岁行动不便的居民陈爹爹老两口成为我们的重点排查对象。老人两个女儿分别在外地和国外。早在1月中旬，陈爹爹发烧多日，因当时武汉医疗资源有限，无法安排他立即入住医院，回家后我们的“网格员”每天电话询问其身体情况并进行心理疏导，并一直坚持为老人买药送菜。2月初，老人发烧逐渐退去，但经我们带至医院检查后医生确诊为新冠肺炎，但执拗的老人坚决不愿意入院治疗。我和街道书记、派出所所长以及卫生院院长，还有他的两个女儿轮番做了几天工作后，老人态度依然坚决。想到老人能早日入院，对他、对他的家人和社区居民都好，而且老爹就像我的家人，怕其病情加重，我苦苦相劝，老人被我的诚心感动，终于配合接受隔离治疗。

对员工，我要把他们一个不少地健康地交还给家人

“有困难找社区”。疫情发生后，我和同伴们变身为经销商、代购员、收银员、理货员、搬运工……我和同事们每天电话询问、上门送药、送粮油、送菜、送关爱。每天，我和同事们平均要给一百多户居民送菜、送药，保障居民的日常生活物资。

社区一名工作人员家属是中医世家，从疫情开始我就请老中医为大家熬药，要求工作人员每天上岗前必须先喝配好的中药。为了确保安全，每天的社区工作例会也“搬”到了社区的小广场上举行。

这种特殊时期，大家心里既有委屈，又承受着巨大压力，喊出来，发泄一下有助于情绪的宣泄。我鼓励伙伴们都尽可能用这种方式解决工作中的矛盾。我是党员，是社区书记，每每发生这种情况后，我会安慰他们，然后大家再一起继续投入战斗。

疫情期间，我每天都得接上百个电话，手机24小时开机，就怕漏接一个电话。我每天真正休息的时间只有五六个小时，恨不得把自己变成孙悟空，拔根汗毛就能变一个分身，这样就能有精力去做更多的事情了。

目前，我们这个团队的战友们尚无一人感染。我有一个心愿:要把他们一个个健健康康地交还给他们的家人。

对家人，既感激又心疼

从疫情开始，我因每天会接触到社区里的确诊或疑似病人以及密切接触者等人员，担心会把病毒带给家人。所以，每天回家后就和女儿隔离开，吃饭也不和他们在一起。

起初，11岁的女儿特别伤心，妈妈再也没有搂着她和她一起开心地聊天，觉得妈妈不再爱她。后来在先生的开导下，她理解了我，还会经常通过微信嘱咐我要注意安全。

现在我的女儿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只要我回家一敲门，她开了门后就飞身跑回自己的房间不出来。每次看到这样的情景，我的心里都五味杂陈。

2月20日，先生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女儿发烧了，听到这一消息，我疯了一样往家赶……我不敢往下想，眼泪止不住地流。好在观察一天后是虚惊一场，第二天，我又赶回社区。

其实，我也是怕的，担心孩子啊，而我的先生更担心我。疫情发生后，先生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家里的所有家务事都由他承包，还换着口味尽可能地给我补身体，但实际上他承受着很大的心理负担。

有件事我后来才知道：社区关口前移后，他很担心，也不能理解社区怎能承担如此大的责任。他背着我打了政府相关部门的热线电话，表达自己的不理解和担忧。服务人员非常耐心细致地花了一个多小时给他做解释工作，并帮助他疏解情绪，给予他心理抚慰。

现在我只想把每天社区出现的各种问题解决好，等疫情结束了，我一定要好好陪陪家人。

对志愿者，我由衷地敬佩和感谢

社区工作，离不开居民的支持和帮助。“应收应治”政策出台后，我们工作压力更大了。社区原有1891名注册志愿者。疫情暴发后，又有70名居民注册加入进来。社区极富救援经验的警官学院教授李丹女士组织成立了26人的志愿者协调指挥组。他们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制度完善。

他们通过“社区群”向花城业主发出了募捐倡议，在短短两天时间即募集资金七万多元，购买了必须的防护用品，用以解决社区志愿者的防护问题。由此社区志愿者成为社区封闭时期，为1.5万居民买菜、送药、维持秩序等提供帮助的一支重要的主力军。

我相信，疫情之后，武汉仍然会是大江大湖的大武汉，花城仍然会是繁花似锦的小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