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武汉客厅方舱医院的患者正在向医护人员了解病情。 王长路/摄
□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
武汉战疫报道组
三三两两的人群逐渐汇集,或坐或站,一天的追剧时间到了。
上午9点多开始,位于B舱中心地带的那两台32寸壁挂彩电,总会变得热闹起来。
这片汇聚着护士站、读书区、警务站、分餐点的区域,在这个特别社区里,被“居民”称为“客厅里的客厅”。
3月4日,“全市规模最大”的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即将“满月”。这座曾举办金鸡百花奖典礼的城市地标,从2月7日起,来来往往间,已累计有1700多位“居民”在此停留。
相隔1米多的床距,是每个住进方舱的人,适应的第一步。
“时间一长,这就不再是问题。”方舱居民口中的“舞神”、中学教师徐萍说,在适应了“无论怎么翻身都会看到陌生人”的睡眠后,都会慢慢觉得,来了就是自家人。
她即将告别这里。在这个社区,“下一站不是出院就是转院”。2月9日入舱的徐萍带着点遗憾地成为后者,因为核酸检测为阳性,她需要开展后续治疗。
“换个地方,我也忘不了这里。”这些天微信好友成倍激增的“舞神”说。
期盼
相较于还在重症病房的丈夫, 2月9日入舱的阿茹说,自己还算幸运。
在她来到这里10天之后,一度只能独自在家的9岁小儿子,终于和自己相邻而居。
正读小学三年级的小俊,正嘎吱嘎吱吃着“警察叔叔送的薯片”。除了觉得“这个寒假有点长”之外,能和妈妈待在一起,已让他有些“心满意足”。
“一个人在家那几天,他就靠自己泡面。”一直觉得自己“有些严厉”的阿茹依然有些懊恼,认定自己是“家里第一个发病”的她说,刚来时,“都是蒙着被子哭”。
很快,每天都要来这个床位转转,成为护士长罗衬章的“必修课”。哪怕在一开始,从东莞驰援武汉的她,要同时面对上百位“等待救援”的方舱居民。
“好好听人把话说完,接着再想想,怎么能帮上忙。”罗衬章轻描淡写地说,“这能有多难。”
阿茹并不知道,为了能和小儿子在舱内团聚,个头不高的罗护士并非“听听而已”。
进入方舱后的医护人员,与外界基本是“失联”的。
单就把信息传递出去,进而得到反馈,就让罗衬章用掉了好几个“抓紧补觉”的舱外时间。
看着小俊有些凹进去的脸颊,怯生生地被送到自己床边时,阿茹的眼泪就没止住。
“没有比一家人还能在一起更好的事了。”已经开始露出笑脸的阿茹说,已经收到信息,丈夫和大儿子的情况都有好转。
“这就对了嘛。”轻轻拍了拍阿茹的肩膀,罗衬章说,“心情好,才能更好地恢复啊。”
每天规律作息,三餐荤素搭配,已经让小俊的脸蛋又渐渐鼓起。阿茹说,自从孩子上小学,还没有过这么长时间的朝夕相对。
担忧渐渐平复,阿茹正在恢复一位“操碎心老母亲”的“本来面目”:“这两天,正在督促他按时上网课。”
这对母子在等待着,一家四口能一起回家。
交心
老胡要转院时,来自山东的护士王丽萍一点儿都没犹豫,把家人从老家寄来的零食,“一下子全送了。”
在王丽萍眼里,这位2月9日进舱的“居民”,虽然听不见、不能说话,“心里却是透亮的”。
交流,通常都是靠写字。
在通知老胡要转院时,同样来自山东医疗队的孙娜就在床头柜上,写下简短的一行字—— “转:雷。先吃饭,过会儿来叫你。”
“秒懂”的老胡,随即竖起了大拇指。
3月4日下午,他就要转至雷神山医院,接受更全面的治疗。
“在这里,是他主动给我拍了很多工作时候的照片,还录了很多视频发给了我。”王丽萍眼里,老胡是个热心肠,不会说话,却一直在用这些行动表达感谢。
“隔壁床位的病人出院了,我消杀床位,他还过来帮我一起干,我一直说不用不用,还是拦不住。” 王丽萍说,在这个特别的社区,有太多令人感动的细节。
要离开了,老胡还不忘拉着已熟识的王丽萍,要教会这位一直护理自己的护士一套手语。
整整三遍,教得认真,学得仔细。
确认学会之后,老胡才笑着拿出手机,让王丽萍看这段手语的意思:“我们在一起,抵抗肺炎病毒,中国加油!武汉加油!”
自治
李玲和李晴两姐妹没想到,这次在武汉,会住这么久。
“本来,我们只是一起来和92岁的老父亲团聚。”三妹李晴说,四姐弟一直天南地北,能到武汉的小弟家,大家都很兴奋。
1月24日,除夕,大姐夫发病。
1月25日,大年初一,老父亲开始发烧。
1月28日,大年初四,小弟开始发烧。
直至2月2日,92岁的老父亲在家中去世。
李玲一度觉得,自己这家人,恐怕都撑不过这一关了。
2月9日,三姐妹被安排入舱。而大姐夫和小弟,则被送往重症病房。
“第一晚,我们就面对面坐着,脑子里一片空白。”被安排相邻而睡的李玲和李晴觉得,这个年过的,“对我们一家太残酷。”
更让她俩担心的,还有一直在担心丈夫的大姐。
“我们是第一批,200多人一起涌入。”李玲说,一人一个储物柜,一个小桌子,一张上下铺床,床上新铺了被褥,还有电热毯,以及洗漱用品和迷彩棉衣。
只是在领取食品时,两姐妹又紧张起来,“有些人多拿多占,用餐之后,有些人垃圾乱丢,污水乱倒。”
回忆开舱之初,一名医护人员用“混乱”来形容。
这印证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内科片区总护士长周俊辉的担忧。作为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副院长的她,得知开舱的消息,就一直在思考,接管几百的病人,这么多陌生人在一起生活,如何做到和谐平安?
方舱社区里的“居民”,同样着急。
开始走出彷徨的李玲,和妹妹商量:“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另一位“居民”黄伟,主动亮明了自己民警和共产党员的身份。
病区护士长王健和新疆医疗队的杨新会,一起找到大家商量,“我们摸排一下,这里有多少党员,能不能成立一个临时党支部,把秩序梳理一下。”
很快,C舱近400人中,找出党员53人。征得组织同意后,2月12日,方舱医院C区成立临时党支部,黄伟任支部书记,李玲为其中一名支委,10名党员成为核心工作组,配合医生护士工作。
临时党支部成立之后,由支委带领,党员协助,成立志愿者队伍,在病区维护生活秩序,制约不文明行为,同时,给病人送饭、发物资,激励病人对抗病毒,安抚病人焦躁的心理,配合医护人员工作。
“几天之后,大家情绪渐渐稳定,生活就变得有序起来。”李玲说,第一次看到大家自觉排队领饭时,“差点都要掉下眼泪了”。
“家人般的关爱,对战胜病毒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和信心。”周俊辉说。
“这就是我们顺利闭舱的原因之一。”王健说。3月1日起,随着一批又一批“居民”出舱,空床位越来越多,她正式卸下C舱负责人的使命。
康复、出舱,正在这家方舱医院里,变得越来越习以为常。
“这里么子(什么)时候关门大吉?”即将走出方舱大门时,李晴回头大声问。
裹在防护服里、正招着手的护士长罗衬章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
“很快啦!”扫了一眼已上升到3位数的“空床数”,带着点雾气的护目镜后,罗衬章的眉眼正弯弯地笑着。(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姓名为化名)
(记者:王长路 刘丽君 徐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