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挑战与高等教育中女性的领导结构

近日，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张妙清教授在北京大学做题为《结构性挑战与高等教育中女性的领导结构》的演讲。张妙清教授表示，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女性领导仍然较少，领导性别结构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张妙清教授建议高校除了应该关注女性自身性别作用和领导力作用的冲突，还应该为女教职工创造安全便利的环境，帮助她们更好地解决工作-家庭冲突，发掘她们的领导力。

■ 熊晓晓

近日，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张妙清教授在北京大学做题为《结构性挑战与高等教育中女性的领导结构》的演讲。张妙清教授表示，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女性领导仍然较少，领导性别结构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她还据此提出了建议。

结构性调整与高等教育中女性的领导结构

张教授首先提出，在一个男性为主导的文化当中，女性往往是被忽视的；大学校长的会议中出席的往往是男性，很少有女性在高等教育机构中担任领导职位。与此同时，对女性员工的偏见也普遍存在。在选择领导的时候，人们往往选择熟悉的圈内人，这就会无形中将领导力和男性连接起来。一些潜在的偏见还会导致职场性骚扰。由于起点不同，对待的平等并不等于结果的平等，特别是对女性来说。

不仅在香港，即便在全球范围内，大学领导层中的女性也是非常少见的。在全球前两百名的高校当中，只有17%的校长是女性。尽管牛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现任校长是女性，但她们都属于非典型的案例。美国教育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女性校长的比例正在缓慢增加，现在已经增加到30%；但与此同时，亚洲的大学女性校长的比例仍滞后: 印度只有6.67%，日本是8.7%，而在新加坡，第一位女校长是2018年刚刚上任的新加坡管理大学校长。在中国内地，42所“双一流”大学中只有2位女性校长。而在中国香港，大学历史中仍然还没有出现一个女性校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女生却不断攀升，不仅与男生比例相当，甚至还可能超越男生。以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8所大学为例，女性在注册本科生中占比54%，在研究生中占比43%，而女性职工仅占比28%。在香港中文大学，2005年至今，女性全职最资深教授的占比仅10%到12%。虽然现在有更多女性学生、女性教授，但做到最资深级别的数量还是很少。

此外，女性教职员工在国际交流中的的比例也非常低，全球的研究当中女性很少是第一作者或者在国际学术界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在大学领导层提升过程当中，层级越高，女性的比例越低。那么，这些大学当中丢失（女性）人才的问题出在哪里？

为大学女教职工创造安全便利的环境

针对目前教育机构中女性领导比例较低、女性领导力未被充分挖掘、大学流失女性人才的现状，张妙清教授从以下两方面提出了她的建议。

首先，她认为需要关注女性本身。张教授指出，女性本身的性别作用和领导力作用存在冲突。女性科学家的生命周期显示，能存活在教授圈子里的女性更多会是单身女性。因为单身，这些女性更易保持住自己的工作。但是女性若生育和照料儿童，就会与教授实授申请产生时间冲突。女性既要照顾自己的家人，又要从事学术服务方面的工作，最后就会较少出现在学术决策机构中。

其次，张教授认为要为大学女教职工创造安全便利的环境。这方面的因素最近才引起重视。在香港中文大学，张教授和她的团队发现了一些高校女性职工面临的环境障碍，因此她在香港中文大学建立了关于女性和家庭成员友好政策的工作组，希望可以实现无障碍，然后去改变文化，提升女性能力。张教授还特地在工作组中邀请了一位副校长共同领导，邀请其他男性参与，他们的加入让工作组的工作更主流。

基于该工作组的实践，张妙清教授分享了高校女性职工母乳喂养和产假方面的可行性经验。对香港中文大学女性教职员的调研显示，母乳喂养设施是学校女职工的重要需求。女教授需要非常卫生清洁的哺乳环境。香港中文大学的面积相对较大，需要在不同地区建设方便的哺乳室；而且哺乳室的建立也不仅仅是一个是否使用的问题，而是同时可以起到宣传效果。现在，香港中文大学一些在用母乳喂养宝宝的女教工，不仅每天可以获得两节半小时的空闲时间挤母乳以备养宝宝，而且还可以获得关于养育孩子的知识。

此外，教员生育后的政策也相对灵活。生育假期或家庭需要照料如果存在和全职教授实授申请冲突的情况，学校允许其申请期延后。许多女性教授的教授科研假期过去都是要求出国，但她们在家中还需要照顾孩子和老人。香港中文大学放宽了这方面的要求，允许需要照顾家庭的教授在教学科研假假期主要待在香港。这样，学校就帮助高级别的女性教职员工建立了工作-生活平衡的平台，让她们更有效地对时间和职业生涯发展进行管理。此外，行政主管的性别意识也为女性教职员工提供了软性环境。不仅香港中文大学会在委员会中提供了更多的女性职位；在人才招聘中，也愿意为其配偶提供一定的支持。

当然，张妙清教授在推行这些致力于培养女性领导力的举措时也遇到了一些抵触和阻力。例如，大家都认为不该有大学推行的女性配额系统，因为给女性配额就是对男性的逆向歧视。因此，她们一方面提供数据证据，一方面寻求男性，尤其是高级男性管理层来作为盟友。例如，中大每年都会举办一个女性杰出国际沙龙聚会，褒奖女性领导力的表率，宣传榜样。在榜样的宣传效应下，人们开始相信，她们能做成，我也可以做成！实际上，现在香港三个顶级大学都有女副校长，三个女副校长也经常互相串场，到不同的大学里面做宣讲和交流，进行路演。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