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未婚“体制女”缘何陷入择偶困境

在梯度择偶理论的主导下，绝大多数女性不愿选择体制外男性，而大多数优秀男青年不愿回小县城工作，导致县域体制内适龄人群“女多男少”。

■ 欧阳静 马海鹏

笔者在从事县域治理研究时，意外发现中西部等偏远地区的县域体制内有大量的大龄未婚女性。以我们调研的D县为例，该县自2008年以来新招聘总人数为2993人，其中女性1895人，在这些女性中，目前30岁以上未婚女性约有248人，这一数据不包括2008年之前招聘的女性中目前仍单身者。

依据我们在县域生活和工作的体验，以前，中小学女老师因其职业特点（有文化、有假期、有利于下一代教育等优势），一直是婚姻市场上的优质资源，其婚配对象一般是县域有工作单位的男青年。比如，在2000年左右，校内未婚的女老师都很抢手，有许多体制内优秀男性供她们挑选。相反，当时的中小学男老师的配偶几乎都是体制外的女性，如理发师、裁缝、个体户等。

为什么现在的女老师成为县域婚姻市场中的弱势群体？主要原因之一是教师群体的“女多男少”。D县在10年间入职的人员中女性占63%，教师系统的男女比例尤为失调，80%为女教师。这说明教师这一职业对80后、90后的男性青年已不具吸引力。D县两个最好的城区小学约计200名教师，但1980年之后出生的男性教师只有8位。D县中小学男教师的主流仍然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师范类大中专生。

D县人事局也证实，2008年以来，报考县域各类单位的男青年很少有来自一本院校的毕业生，大部分是来自二本以下的一般院校。

按常理，县域年轻女公务员人数不多，应该是婚姻市场中的优势群体。但调查显示，D县2008年以来参加工作的政府职员中，30岁以上未婚女性近40人。在访谈中发现，相比较而言，县城女公务员要比乡镇女公务员更有择偶优势，但县城大部分机关事业单位都存在大龄未婚女性，其中有近一半是副科级干部，并且呈逐年增多的趋势。

县域体制内女性择偶难的原因之一是“体制内也想找体制内”的择偶观，并且，随着女性职务的升高，其眼光和择偶标准也越来越高。然而，在经济欠发达的中部小县城，没有大型国企、高校，事业单位也较少，可供女公务员选择的适龄体制内男性并不多。

与“80后”的她们同时代的男性大学生大部分都去大城市打拼，而女大学生回县城的比率要高于男生，主要源于家庭对男孩和女孩的预期和定位不同。

县域未婚“体制女”的择偶困境，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流入小县城工作的男青年不仅在数量上少于女青年，而且在个人素质上也普遍不如同龄女性。

从调查来看，县域体制内大龄未婚女性主要出现在县乡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其中，县乡的女教师与女公务员最常见。她们在择偶上既有很大的优势，也有很大的局限。

在中西部偏远县域，一方面是体制内的大龄未婚女性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农村光棍男的大量存在。这说明并非源于县域总体人口的性别失调，即不符合社会性别下的婚姻挤压理论。从县域女性“体制内想找体制内”“想找比自己优秀的”等择偶意愿看，这与“北上广”的大龄未婚女性的择偶意愿相同，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择偶梯度理论。

然而，与“北上广”的大龄未婚女频繁的职业流动相反，选择回归小县域的女性恰恰是选择了稳定，那她们为什么也会择偶难？笔者认为，偏远县域的大龄未婚女主观上都有积极寻找配偶的意愿，梯度择偶理论仍然在主观上主导着女性的择偶观，绝大多数女性不愿“下嫁”给体制外男性，而大多数优秀男青年不愿回小县城工作，导致县域体制内适龄男性数量少于体制内女性。因此，在政策上优化县域人才结构，不仅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而且有利于县域的发展。

（本文节选自《县域报告：县城体制内缘何出现大量剩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