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去朝来颜如故

■ 冉学鸿

余怀《板桥杂记》写中山公子徐青君，明初开国元勋徐达后裔，公候子弟，家赀钜万，日日纵情豪放为乐，自奉甚丰。得意时广蓄姬妾，邀宾侑酒，夜以继日恒酒酣歌。只惜好景不长，乙酉鼎革，易朝换代，籍没田产，无立锥之地，群姬星散，一身孑然，与佣丐为伍，最后竟以代人受杖为生。一次受刑不过，不顾颜面自报家门，蒙地方官员垂怜，宽囿并归还部分私产，后来便靠变卖祖产苟活。余怀由此感慨世事沧桑，想到齐东昏侯宫妃以卖蜡烛为业；想到少陵笔下的《哀王孙》；想到自己内心的无所依傍。

明清易代，天地翻覆，大批文人隐于江湖，以“遗民”自命。他们一方面不愿接受现实，一方面又无力改变现状，不乏如吴伟业、钱谦益这般屈身出仕的名流。相比这几位好友，余怀还算立场坚定，但最大作为也只能是“颓然自放，憔悴行吟”，以回忆金陵旧事铭志。明末的秦淮河南岸长板桥旧院，名妓聚居，士子群集，余怀为记述一时盛况，遂以地名命名而作《板桥杂记》。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回忆也只能把内容拘于金陵佳丽和文采风流上，所以连余怀自己也不自信，认为书写的乃是“狭邪艳冶”之事，说“鼎革以来，时移物换，十年旧梦，依约扬州”，笔下极力渲染当年的繁华，大概也是为对照今日凄凉罢了。

秦淮河畔，长板桥边，志士隐迹沉沦，歌女流落星散。《板桥杂记》倾笔墨于如“秦准八艳”这些南京歌女名妓群体的悲剧命运，放大成就了这一明未清初特有的文化标号。余怀笔下，秦淮风月不是简单的莺歌燕舞，它关乎历史与文化，也记录了正气与耻辱。而最值得玩味的是，这一次驳杂的文化演绎中，文人们躲到了女人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