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天价彩礼，倡树文明乡风

■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评论员 佟吉清

新春佳节临近，农村地区迎来结婚“高峰期”，天价彩礼陋习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就在去年年底，民政部、全国妇联等七部门联合出手，对天价彩礼说“不”，护航农民的好日子。

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凡事都要讲规矩、守礼节、循程序。婚姻作为人生大事自当如此。彩礼作为一种礼节性民俗，发端于礼仪集大成时代的西周，跨域漫长的岁月延续至今，自有其滋长的土壤。用适当的彩礼表明心意，既是对女方的认可，也为即将到来的新生活讨个好彩头。费孝通先生则从“婚姻的意义是社会为孩子确定父母的手段”出发，提出彩礼是维持婚姻的一笔押款，其用意是维持婚姻的两造长期的夫妻关系，而长期的夫妻关系是抚育子女所必需的条件。因为单靠性的冲动和儿女的私情不足以建立起长久合作抚育子女的关系，单靠法律的制裁来防止轶出规范的行为尤嫌不足，于是把其他经济关系渗入婚姻关系中，使夫妇间的联系加强，即使夫妇间一时感情失和，但因牵涉太多，不至离异。因此，把彩礼等同于“新娘的价格”是不恰当的。

近年来，一些农村地区的彩礼不断攀升，堪称“天价”，“爷爷辈结婚半袋米，爸爸辈结婚半头猪，我们结婚得要父母半条命”的吐槽引发网友共鸣。有些家庭难以承受其重，因婚致贫、因婚返贫现象日益突出，成为脱贫奔小康路上的“拦路虎”。本该基于爱情的婚姻不再纯粹，大红喜字蒙上灰色的阴影，美满的家庭被沉重的彩礼压垮，有的对簿公堂，甚至酿成血案，给家庭及社会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痛，令人扼腕叹息。

彩礼本是男方向女方赠送的聘礼，如今却异化为恼人的负担。究竟是哪些因素让这个礼节变得高不可攀？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畸高的彩礼屡禁不止？在一些农村地区，适婚人群中本就男多女少，再加上随着城市化发展，年轻女性不断向城市流动，导致女孩“以稀为贵”。 农村是个熟人社会，祖祖辈辈居住在一起，邻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攀比之风、面子心里也会加重彩礼的分量。此外，受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有些偏远地区仍然把女孩当作“别人家的人”，认为女儿嫁人就是“泼出去的水”，要用彩礼补偿自己的抚养费。特别是在家里有儿子的情况下，希望能用女儿的彩礼，补贴给儿子娶媳妇。此外，也有一些家庭希望借彩礼改变自身经济状况，由此把彩礼的价格推得一浪更比一浪高。

为抑制农村高额彩礼，倡树文明新风，一些地方积极探索。2015年12月，四川金阳出台《金阳县人民政府关于遏制婚丧事宜高额礼金和铺张浪费之风的实施细则（试行）》，明确婚嫁礼金总额不超过6万元。2016年2月，山东巨野县文明办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移风易俗工作的指导意见》，倡导婚嫁礼金不能超过6万元。2016年12月，河南省濮阳市台前县文明办印发《台前县农村红白事标准参照指导意见》，要求彩礼钱不得超过6万元。2017年1月，河南省汤阴县发布《在全县范围内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的意见》，强调婚事彩礼总额最高不超过5万元。2018年5月 ，河南兰考惠安街道办社会治理中心颁布红白喜事标准，规定订婚彩礼不超过2万元。

破除陈规陋习，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这些来自基层的举措虽不乏争议，但接地气，有成效，为加强顶层设计，提供了鲜活的经验。2018年12月27日，《民政部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中央文明办司法部农业农村部全国妇联关于做好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指导意见》发布，首次以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名义，联合出台关于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全国性指导性文件。提出要针对当前一些地方存在的天价彩礼等突出问题进行抵制和约束，明确到2020年全国所有村、社区普遍制定或修订形成务实管用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工作目标，为推动形成多维度依法治理，不断提升城乡社区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依据。

不久前，一张走红的“全国彩礼图”显示，西部地区彩礼高于东部和南部地区，贫困山区彩礼高于城郊村，在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零彩礼”现象并不罕见。可见，彩礼价格与经济水平息息相关，越是贫困地区，越会出现高价彩礼。铲除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必须发展产业、壮大经济，通过脱贫攻坚、乡村治理，激活文化、提振精神。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随着暴涨的彩礼降下来，农民的收入高上去，婚俗文化将更加高雅，乡村生活将更加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