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的小康征程

向阳镇“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的标牌赫然在立，道路宽敞，街区整洁。

1980年，向阳“摘牌”“换牌”的历史性时刻。

□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任然

走进四川省广汉市向阳镇，赫然入目的是“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的大幅标牌。“改革”这两字，对向阳人而言，是一场刻骨铭心的体验，也是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改革前，穷，穷得刻骨铭心，而改革的那段历史，以及改革后的好，让我们终生难忘。”提起“改革”，广汉市向阳镇同花村党支部书记程玉兰，坐得笔直，一脸严肃，眼睛里光芒闪烁，写满了故事。

“眼瞅着又要过年啦，你知道我这辈子对哪年过年印象最深吗？”程玉兰自问自答：“1981年，那年我16岁，第一次听到村里响起了鞭炮声，从大年三十的晚上，一直通天响到大年初一傍晚。”

她双手在空中划了个意指“所有人”的大圆，说：“大家真的高兴啊，因为改革，因为敢为人先，我们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我们找到了农村发展的新突破口，有了向阳今天的欣欣向荣。”

“摘牌”“换牌”，成就“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

在没有自己的土地前，“村民普遍的生活就一个字——‘穷’。”程玉兰说。

程玉兰家中7口人，住的泥土屋，共3间房，父母一间，老人一间，她和3个兄弟姐妹一起挤一间，“最怕下雨，一下雨，漏在屋里的水，能撑船。”程玉兰描述。

吃呢？“从来都没真正吃饱过。”程玉兰说，“我父亲在成都上班，家里就我母亲一个劳力。”程玉兰说，“靠母亲一人，工分挣得少，只能吃队里的平均口粮，口粮定量低，往往不够吃。父亲在外工作月工资只有几十元钱，家庭人口多，是既没钱又没粮。”

村里的变化，程玉兰最初是从母亲的言语表情中察觉到的。1980年以前，按照公社的规定，村民必须每天出工。“我妈经常垮着脸抱怨，说浪费时间，因为农忙就那几个月，其他时候去就是磨洋工”。1980年4月的一天，下工回家的母亲，脸上却充满了兴奋。第二天，天还未亮，母亲便扛着锄头又急匆匆地出了门，“当时我就想，肯定有大事了。”程玉兰说。

1980年4月18日，一则大新闻像风吹麦浪般在向阳乡的村民间传开。

当日，广汉县向阳公社的社员们早上出工经过公社门口时，还看见人民公社的牌子端正地挂着，中午回家时，却惊讶地发现牌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向阳乡人民政府”。

将公社改为乡，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率先之举，也是惊人之举。

向阳为什么要这么做？公开资料显示，20世纪70年代，向阳是广汉有名的贫困公社。青黄不接时，公社无储备粮，还得向别的公社借粮解决春荒。“有女莫嫁向阳郎，吃的稀饭浪打浪，住的草房笆笆门，走的泥路弯又长。”当年这段民谣，唱出了向阳人的辛酸。

穷则思变，向阳公社开始在“社队企业”上动起了脑筋。

社队企业，是1953年6月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开展后，由合作社组织一些原本在农村从事泥、木、竹、铁、石加工的个体工匠，逐步办起的小规模手工业社。此类企业并无多少利润，只是一个安排劳力就业的平台。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76年，向阳公社实行以班组为基础的经济核算，开展劳动竞赛，取得了明显成效。1977年，又在社队企业建立了“五定一奖惩”（即定人员、产量、质量、消费、利润、超奖短赔）的经济责任制，经济效益大幅提高。

1979年，中共四川省委正式确定广汉为农村综合体制改革试点县。当年，向阳公社将社队企业从公社经营改为同生产队集股投资联合经营，变“官”办为“民”办，改变了“政企不分”的局面。

随即，向阳公社也把16名干部分成行政班子、农副业班子和社队企业班子，并试办了农业技术服务公司和商业公司，成立农工商联合公司，统管全公社经济工作，至此，人民公社管委会已失去经济管理职能，“摘牌”“换牌”也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换牌”之举，当时还让相关负责人惴惴不安，生怕被“问罪”，但“问罪”并没有来，反倒成就了向阳人“敢为人先”的美名，并间接影响了宪法的修改。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修改后的宪法规定：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府。

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以原有公社的管辖范围为基础，进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工作。

中国农村一场排山倒海的改革浪潮也由此掀起更壮阔的波澜。

向阳，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也因此被载入中国改革开放的史册，并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

“不分男女，女孩子可以干大事”

向阳在全国率先实行基层政权体制改革后，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每家每户都分到了土地，加上社队企业的改革，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

程玉兰回忆，1981年新年，不只是鞭炮声响了近一天一夜，家家都开始杀年猪，“有的人家还杀了两头，原来怎么舍得杀，都是要卖钱换粮食的，但改革后，还愁什么吃呀。”

田地的变化让程玉兰印象深刻。“我们这主要种水稻，原来田里天天都是人，但种出来的水稻参差不齐，一亩田打100斤粮食。”程玉兰说，“分田后，田地就农忙时人多点，平时零零散散的，但家家户户的水稻种得又壮又齐，一亩田能打出400斤粮食。”

村民们有余粮可以卖钱，不仅吃饱，还空余了很多时间，大家便开始琢磨着挣钱，改变家里的状况。

程玉兰家里分了5亩土地。母亲再也不愁眉苦脸去种田，也有了更多时间搞养殖。

“有的人家养了很多猪，我们家则是养了很多鸡，下了鸡蛋拿到市里去卖。”程玉兰说，“你别小看这几亩田和这几只鸡，硬是把我上大学的妹妹给供出来了。”

1984年，程玉兰家盖了新房，从原来的土房搬进了一层砖瓦房，“家家户户都在盖房子，好多家原来是草房子，也能盖起砖瓦房了。”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村庄的持续发展，程玉兰的家和众多农户一样，又从一层砖瓦房搬进两层小楼，且不停地进行装修完善……程玉兰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好。

改革，带给向阳乡村民的是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当年正值青春年华的程玉兰来说，改革带来的，还有观念的深刻冲击。“要敢于折腾，折腾才能有出路。”程玉兰说，“而且这不分男女，女孩子也可以干大事。”

程玉兰高中毕业后，在家除了种地外，还曾跟人学过当裁缝，去建筑工地当过工人，倒卖过小商品……1998年，村里的一名小学教师退休，校长找到程玉兰说：“你学历在村民中是偏高的，又敢干肯干，愿不愿意来当代课教师？”

程玉兰就此成了村里的小学教师，不仅年年得优秀教师称号，这个“敢干肯干”的农村妇女还得到了村委会的关注，兼起了村里的妇代会主任。

2002年，村里换届选举，在村里有良好口碑的程玉兰被选为了村党支部书记。

2007年，原花桥村与原同仁村合并，定名为同花村。肩负村民的厚望，当时为花桥村村支书的程玉兰走马上任，一肩挑起了同花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重担。

“吃饱”“吃好”解决了，还要追寻“幸福感”

上任11年，程玉兰带领同花村村民修路、修沟渠，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打造健康走廊和休闲广场，进行“示范院落”美化，改善村容村貌……新举措一个接着一个。

如今，走进同花村，弯弯的蒋家河、绿油油的麦苗、美丽的油菜花掩映着一栋栋小洋楼，平整的水泥路将家家户户相连，广场上，每晚8点都有农村妇女在这里欢快舞蹈。

经营好农业之外，同花村也在秉持向阳重视企业的传统，发展乡镇工业，如今村里有一个变压器厂。“这原是一家钢铁厂，后来钢铁厂因资金缺乏而倒闭，厂房一直处于闲置状态。”程玉兰说，为了盘活这家企业，她四处联系新企业入驻，最终在她的努力下，引进了变压器厂，原先的厂房租出去，业主有了租金收入，村集体每年也增加了15万元的收入。

经过多年的发展，向阳早已旧貌换新颜，曾经的向阳乡如今已成为向阳镇。

发展乡镇企业，也是向阳镇从改革开始，便闯出来的农村发展新突破口。1980年至1983年，向阳抓住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基层政权体制改革的契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引导农民扩大经济作物面积，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原材料。通过油菜大面积栽种，镇办油厂取得了较好效益。尝到发展乡镇经济“甜头”的向阳人，便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富民强镇”为宗旨，大力推进各项改革和建设，从此掀起了发展乡镇经济的热潮。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20世纪90年代，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向阳从本地经济实际出发，大力吸引外地的资金、技术、人才，实行各种形式的联合，这一时期，镇内中小企业取得了飞速发展，经济发展水平曾一度走在全国前列，1990年向阳镇率先跨入全国百颗“中国乡镇之星”行列，是广汉市率先达到小康的乡镇之一。

如今，向阳镇坚持走改革发展、工业兴镇的路子，目前全镇形成了食品制造、电气设备、高端造纸三大支柱产业，拥有生产经营性企业328家，其中，销售收入过亿元的企业达29家。2017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生产总值85.4亿元，税收1.8亿元。

“向阳的改革发展，我们镇党委书记宋友有个总结，并提出了我们未来工作目标。”程玉兰复述：“他说，包产到户解决了向阳百姓的‘吃饱’问题，发展工业让大家钱袋子鼓起来，解决‘吃好’问题。接下来向阳要关闭污染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实现工业转型升级，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解决村民的‘幸福感’问题。”

宋友还有一句话：“向阳现在继续深化改革，只要是有利于老百姓的，我们都没有任何顾虑，撸起袖子加油干！”

对此，程玉兰非常认可：“这也是我工作的基本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