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写人权理想的“她”力量

妇女在起草《世界人权宣言》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图片来源：联合国网站视频截图）

■ 张立

今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宣言》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通过70周年。回顾草拟《世界人权宣言》的历史，妇女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当妇女首次参与《宣言》起草的工作时，许多男性都“认为宣言不会产生什么作用”。然而，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米内尔娃·伯纳迪诺（Minerva Bernardino），来自巴基斯坦的沙伊斯塔·伊克拉穆拉（Begum Shaista Ikramullah）和来自印度的汉萨·梅赫塔（Hansa Mehta）等女性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男性的看法是错误的。

斯德哥尔摩大学研究员丽贝卡·阿达米（Rebecca Adami）近期接受了联合国新闻的专访，讲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阿达米一直在研究有关国际人权运动早期阶段的档案，她的新书《妇女与世界人权宣言》近期在联合国纽约总部的书店推出。

把人人的men 改为human beings，突出宣言要包括女性

1948年的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 。这是世界上翻译语言最多的文献，有500多个语言版本。它宣布，人人有资格享有《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

丽贝卡·阿达米说：“我认为这（《人权宣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真正地为联合国就人权下定义的两大奠基式的文件之一。《联合国宪章》指出，推动人权是联合国主要任务核心的一部分。《联合国人权宣言》通过的30项条款罗列了这些人权。对于我来说，当我在研究有关妇女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档案时，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她们真的十分重要，因为在第一版草案中包括一些可能引发歧义的措辞（all men are equal）。一开始，也并未决定宣言的名称应该是什么。”

阿达米表示，在1948年草拟之初，《宣言》以男性（men）指称“人人”，虽然在英文中，这一指称也包含妇女，但这仍可能造成歧义，引发性别歧视。其时，多个国家的妇女代表对此持有不同看法，并就此展开讨论，并最终将可能造成歧义的措辞改为统称的“人人（human being）生而自由与平等”。这种开创性的用法反映了妇女在起草《宣言》方面发挥的突出作用，这在国际立法史上前所未有。现在，《人权宣言》几乎没有性别歧视性的语言，其中几乎每个条款都涉及性别的概念。

丽贝卡·阿达米介绍：“当时，在不同的妇女代表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立场。比如，美国妇女代表对平权修正案表示反对。她们认为，如果有了女性解放，如果像对待男性一样对待女性，那么她们担心一些对女性的保护性法律或将被牺牲。一些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看法，她们认为，我们不需要在《人权宣言》中提到妇女，因为我们知道在男性指称的‘人人（men）’这一措辞中已经包括妇女。然而，一些来自拉丁美洲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女性代表坚称，我们需要明确地在文件中提及妇女，否则，这在一些国家可能会被理解成不包括妇女权利。”

扮演至关重要角色的女性

1946年，自1933年至1945年作为美国第一夫人的埃莉诺·罗斯福担任了首任人权委员会主席，她在《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中发挥的作用可谓众所周知。埃莉诺·罗斯福利用她的巨大声望，推动起草过程顺利完成。

不过，丽贝卡·阿达米指出，其他妇女在《宣言》的成文中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包括来自印度的汉萨·梅赫塔，她是1947年至1948年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另外的唯一的女性代表，是印度国内外争取妇女权利的坚定战士。她就是那位坚持将《人权宣言》中的男性指称改为统称的妇女代表，并因此举而备受赞誉。

此外，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外交官和女性领袖米内尔娃·伯纳迪诺也主张将“男女平等”纳入《世界人权宣言》的序言中。

“她（米内尔娃·伯纳迪诺）是提出建立妇女地位委员会的重要性的妇女之一。因为人权专家并不一定是妇女权利专家，因此她认为拥有完全由妇女组成的委员会是十分重要的，妇女代表可以一道工作，按照共同的议程为《宣言》第一版草案带来她们想要看到的改变。” 丽贝卡·阿达米告诉采访者。

同时，1948年，作为大会有关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事项的第三委员会的代表，来自巴基斯坦的沙伊斯塔·伊克拉穆拉夫人出席了该委员会的81次会议，讨论《世界人权宣言》的草案，她主张在《宣言》中强调自由、平等和选择。她支持纳入有关婚姻中权利平等的第十六条，她认为这是消除童婚和强迫婚姻现象的一种方式。

“她（沙伊斯塔·伊克拉穆拉）是巴基斯坦在第三委员会的代表。那时第三委员会有17名妇女代表，她们被调至第三委员会来处理人道主义和社会经济事务。那时候，许多男性代表想要处理其他事务，因此我认为他们没有真的想到草拟《世界人权宣言》的工作将会在未来变得如此重要和关键。”

丽贝卡·阿达米表示，《宣言》草拟之时，男性都不愿意来处理人道主义与社会事务，也不认为妇女们正在草拟的文献将在后世产生怎样的影响，有着怎样的意义。

“因为这不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献。它更多是一种宣言，它获得了联合国不同成员国支持，但在一开始并没有很重的分量，直到它引起了媒体关注，尤其是在巴黎会议举行之后。当时联合国还没有‘家’，纽约总部的大楼还没有建成。因此《宣言》在几年之后才让人们了解到它对联合国以及更广泛群体的重要性，因为当时主要的辩论都是关于安理会和一些引发关注的问题，以及联合国如何解决侵略和冲突等问题。”

了解这段历史的启示意义

丽贝卡·阿达米指出，虽然70年过去了，但被庄严载入《宣言》的各项原则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妇女在起草《宣言》中做出的卓越贡献也应得到了解和发扬，以激励和启迪更多当今社会的妇女。

丽贝卡·阿达米这本书的题目是《妇女与世界人权宣言》。在这本书中，她描述了起草首个《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草案的过程，以及参与这一过程的妇女。

“《联合国宪章》中的很多措辞随后在《世界人权宣言》中被重复。因此，这是对主导的观念的具有性别视角的、反叙事性的描述，因为主导的观念认为，这是一项仅仅由男性起草的文献，其中也有若干女性参与，我知道埃莉诺·罗斯福是一个在许多历史记录中被突出的人物。

但当我看到来自其他国家的妇女是如何参与这个过程时，我感到十分高兴，尤其是在新兴独立的国家，比如印度，以及在1947年建国的巴基斯坦。作为独立运动的一部分，妇女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她们在国家建国的过程中的确起到了突出的作用。沙伊斯塔·伊克拉穆拉和汉萨·梅赫塔都参与了国家首部宪法的起草。在《世界人权宣言》起草之时，她们作为反殖民、妇女权利和人权的强力倡导者来到了联合国的谈判桌，我认为这确实是历史性的。

今天，对于许多妇女来说，了解她们如何在政治、法律和国际舞台起到突出的作用也十分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