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书半为稻粱谋

■ 冉学鸿

20世纪50年代初，香港有次“吴陈比武”事件，太极派吴公仪和白鹤派陈克夫先是在报纸上笔战，后来索性签下“各安天命”的生死文书，相约澳门比武。这样惹眼球的刺激新闻报纸自然不会放过，为了迎合读者胃口，时《新晚报》总编罗孚应时力邀梁羽生，在报纸推出其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次年，金庸首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也开始在该报连载。在当时大报不屑刊登武侠小说的年代，《新晚报》率先掀起华人武侠文化热潮。

事实印证了罗孚的敏锐，“吴陈比武”虽仅打两个回合，以平局收手，却为香港小说界催生了两颗巨星。武侠热超出所有人想象。据梁羽生回忆，就连老学者华罗庚，也对武侠小说极为喜欢。老先生腿不灵活，但谈武侠时童心犹在，每每兴起，还要伸拳比画几招。即便如此，这二位应时而生的大侠，似乎也都流露过写武侠小说本是无心插柳之举，从侧面道出武侠小说所处位置的尴尬。在文学范畴来看，武侠小说素被视为毫无裨益的杂书，似乎难登大雅之堂。这大概也是金庸先生不废学术，到老还要力证自身学者身份的缘故。至于前作，生计便成为最好的托词。

其实二人博得如此盛名，除生花妙笔之外，恐怕更要归功于国人骨子里浓厚的侠义情结。从《史记》到唐人传奇小说，关于侠客的记叙并不鲜见，侠义精神是百姓寄望明君清官之外对于社会公平的另一种期待。只要能替民众表达出愿望与心理诉求，至于雅与俗，以何种方式呈现，百姓才不会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