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时代”下的一支轻骑兵

蒲公英女性领导力共建计划创始人甘斌

■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张明芳

“领导力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我认为本质上不存在。现实工作中，女性领导者是否面临比男性领导者更多的挑战？我认为是的。这也是蒲公英女性领导力提升共建计划（以下简称蒲公英计划）创建的初衷。”在日前举行的蒲公英计划第九期结业现场，蒲公英计划创始人、长期专注于人力资源与领导力开发研究的甘斌回顾着蒲公英计划一路走来的历程。

台下，是67名蒲公英计划的第九期学员，她们来自卫生、教育、科技等不同领域，年龄分布于36岁~45岁之间，这一群正处于家庭与事业双重压力下，在社会中担当着骨干力量的女性，在过去三个月的时间，平均每两个星期就要拿出整整一天的时间在蒲公英计划中接受有关领导力的培训——这对于恨不得变成三头六臂的中青年女性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时间成本。

但她们中的大多数对这一项时间支出甘之如饴。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了解到，尽管这几年的招生规模已经在逐步扩大，蒲公英计划的招生录取率从没有超过40%，“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目前做得多么好，而是职业女性对领导力提升的需求很强烈，目前社会能提供的针对性培养计划却很有限，我们试图在需求和实践之间，找出一些关于女性自我突破和成长的答案。”甘斌说。

一样的公益，不一样的视角——影响有影响力的女性

蒲公英计划是由九三学社北京市妇委会发起、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立项、北京悦英新女性成长促进中心承办的女性领导力提升公益计划，截至目前，已经成功举办9期，第10期正在进行中。四年多来，先后有上千人提出申请，经过严格的审核与面试，最终吸纳555名蒲公英学员参与培训，她们中超过30%拥有博士学历，所有人都拥有管理经历。

但最初，它仅仅是甘斌内心对女性成长辅助计划开发的一个思考。

2006年，作为人力资源领域专家的甘斌受中国市长协会邀请为女市长们讲课。课后交流中，她很意外地发现，在外界眼中被认为是成功女性的女市长们，在工作和家庭中面临更多的焦虑和挑战，她们背负着更多家庭亲友们的期待，在工作上还会因性别问题产生更多的小心谨慎和不便。

“随着社会的发展，提供给女性的自我提升机会和服务越来越丰富。但很少有人教给女性，你如何去影响更多的人；很少有人告诉女性，在工作平台上，你可以和男性一样，甚至比男性更积极主动地去争取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晋升。”

2014年，甘斌以一己之力创办蒲公英计划，培训对象是“有影响力的女性”，培训目的是让“有影响力的女性去影响更多的人”。蒲公英计划的课程包含了四个模块，领导自我、带领团队、建设家庭和影响社会。“对于一个致力于提升领导力的女性来说，我们首先要学会领导自我，能驾驭好自我的情绪和管理好自己的精力，才能有更好的心态和状态去领导团队；同时只有真正建设好我们的家庭，才能拥有爱的能力；当我们拥有了爱的能力，才具备了影响社会的力量。”

基于“影响社会”这个出发点，“蒲公英”从计划第一期开始一直使用到现在，它体现着这一女性公益社会组织的愿景——像蒲公英一样成长、绽放，然后飞出去，播撒更多的希望，点亮更多的智慧。

传承与共建，艰难的转型——“逼出来”的共建模式

因为其关注问题的现实性和先行性，蒲公英计划的发展经历了种种阵痛。

最先面对的是财力不足。在最初开办的几年里，甘斌没有依靠任何政府部门，也没有向企业拉过一笔赞助，为了保证授课质量，甘斌除了将自己几十年的积累认真研发成适合女性领导力培养的课程，还利用自己在人力资源领域多年积累的人脉，邀请管理领域的大咖来给学员们授课，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乔健、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英桃、中华女子学院原院长张李玺、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老树等业界专家都“义务”为蒲公英的学员们授过课，有的甚至从第一期一直陪伴到现在。

资金不足导致教学人力的不足。随着课程体系的完善，“蒲公英”自身和它的学员们逐渐不满足于单纯的授课听课模式。“悦英女性沙龙”“图书漂流计划”“蒲公英领导力微信平台”等种种衍生组织和项目开始出现，而谁来负责组织和运营越来越庞大的蒲公英，甘斌一己之力远远不足。

对理想的坚守，逼出了无米之炊，也逼出了共建智慧。甘斌开始用 “共治、共建、共享”探索蒲公英计划的开放成长模式。“我尝试把原本一力承担的工作分配给学员，让她们按照自己的选择和职业发展特点自主开展项目。”每一期的蒲公英开始从一个“大班级”转变为几个“项目组”。每期学员分为五个组，每组设一个组长，承担不同的工作，相互服务。教材编排印刷、课程编制与更新、蒲公英外宣产品与内部刊物的制作、招生工作的开展、筹资渠道的开拓、调研的设计……磨合与碰撞中，蒲公英计划的各项工作开始有人各司其职，而这些人在加入蒲公英前素不相识，因为目标明确、任务清晰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良好的合作。

“越付出，越收获”“互助、成长、共赢”等行动准则逐渐以各种各样的机会推行并实现着，“共建”成了蒲公英良性发展的基础所在。2016年上半年，甘斌到北欧就女性领导力的课题做访问学者，“即使在我不在的情况下，学员们依旧可以按照相互支持配合地完成破冰、团建等各项互动交流活动，将一个没有资金基础、没有政府项目背景的女性自我成长组织持续地运转了下去。” 作为人力资源与组织架构领域的专家，甘斌敏锐地意识到，蒲公英计划在成长中实现了“自我迭代”，其本身已经成为学员们提升领导力的实践平台。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蒲公英“她力量”的影响

孙美妍，是北大法律系毕业的专职律师，也是蒲公英计划第五期学员。和大多数学员不同，学习结束后她没有离开，在甘斌的邀请下，她以兼职的身份担任了蒲公英第七期的班主任。

这是第一位来自学员的蒲公英同行者。

此后，来自企业的学员袁建英接棒孙美妍，担任蒲公英计划第八期的班主任，后来更是直接加入蒲公英团队，成为在民政部注册的北京悦英新女性成长促进中心的副主任，专门负责蒲公英计划的实施开展。

蒲公英同行者随着一期一期计划的开展逐渐增多。从一群优秀的女性坐在课堂里听学界的研究者、业界的领军人物讲课，到每一颗种子在汲取能量的同时释放能量，蒲公英已经远远不是2014年创办初期，那个仅仅属于创始人甘斌一个人对“女性领导力”这一时代问题的思索与解答。它融入了每一位蒲公英学员的力量、梦想与行动力，孵化出许多回报社会的公益项目。

蒲公英计划第一期学员王瑛琨是以打工者子弟学生为主的北京市芳星园中学的校长，从蒲公英学习中得到启发，发起了“Girl To Goal”项目，在三年的时间里，为校园里的女中学生们开办了24场“如何做一个优秀女性”的讲座，讲座人都是蒲公英的优秀学员，每年8期，从未中断。

2015年，在第三期学员、罗德公关公司总监李凯西和当时还在中国妇女研究所工作的贾云竹的努力下，蒲公英计划帮助联合国的“He For She”项目走进大学校园，蒲公英计划也第一次出现在了联合国妇女署活动承办方的名单上。

从2017年开始，西藏、云南、贵州等地的几所小学和幼儿园收到了从北京的“蒲公英”阿姨那里寄来的绘本。这是蒲公英第八期学员、北京君尚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合伙人陈艳组织蒲公英的学员们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们发起的图书漂流计划。书本很有特点——只捐绘本。陈艳在一次偶然的工作中发现，地处边远的少数民族十岁以下的孩子对汉字的识别能力十分有限，社会各界捐给他们的图书很难派上用场，“绘本就不同了，图画是世界的语言，孩子们看得懂。”

2018年7月21日，在蒲公英第九期学员、全国妇联干部奉朝晖的积极协调和联系下，蒲公英计划与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合作，定向为湖南的贫困地区捐赠衣物106公斤，共计276套。

蒲公英的“她力量”正经由这群被影响了的女性，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推动女性对社会产生越来越多积极的影响。

关于蒲公英的未来，甘斌有更多的想法：“蒲公英计划是女性领导力学习实践的一只轻骑兵，我们出发得够早，跑得也不慢，但我们还需要更扎实的根基才能做更多的事情。今年是蒲公英管理的规范年，借助悦英中心的成立，我们将在管理方面进行梳理，建立、完善相关的制度，丰富我们的人才队伍。另外有三件事一直在我脑子里酝酿，一是蒲公英调研体系的建设，我们希望对女性发展的热点话题进行调研，建设蒲公英女性智库，建立精准的样本；二是希望开展西部女性人才建设项目，希望蒲公英的力量能为国家的大西部开发服务，发挥女性的力量；三是希望建立国际交流，有机会希望送优秀的学员到欧洲、英美等地，就女性领导力的提升做学术研究和交流，然后把更多更好的想法和实践经验带回来。这并不容易，但与创办初期相比，一切都在向更好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