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避免西方女性主义在全球化中的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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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届世界女哲学家论坛上，意大利罗马大学克劳迪娅·梅丽卡教授通过比较法国女性主义研究者波伏娃和克里斯蒂娃对中国妇女解放与自由的理解，表示全球化不是西方化，不同文化、不同国家都应在全球化中保留自己的独特性，要警惕西方女性主义在全球化中的误用。她提议在全球化时代，建立一个以承认个体文化为支撑，又能被广泛接纳的“新意识”,以避免西方女性主义在全球推进中所带来的弊端。

■ 陈曦

意大利罗马大学克劳迪娅·梅丽卡（Claudia Melica）教授在第17届世界女哲学家论坛上，提出要警惕西方女性主义在全球化中的误用。通过比较两位不同思想流派的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对中国妇女解放与自由的理解，梅丽卡教授提议在全球化时代，建立一个以承认个体文化为支撑，又能被广泛接纳的“新意识”，以避免西方女性主义在全球推进中所带来的弊端。作为本次论坛中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国妇女问题的外籍专家，她的发言引起与会中外学者的关注。

相同的旅行 不同的解释

梅丽卡教授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同为法国女性主义研究者，且也曾在中国游历的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对中国妇女解放的看法却与西蒙·波伏娃《长征：中国纪行》（1958）一书中对中国妇女解放的理解有着天壤之别？

克里斯蒂娃在波伏娃《长征：中国纪行》一书的影响下，曾两次来到中国。第一次是1974年，她的身份是中国重返联合国后受邀来华的西方学者代表团成员，此次中国之行促成了克里斯蒂娃对中国女性独特的认知，在其纪实游记《中国妇女》（1974）一书中，她以母性和性别差异为主题，运用哲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和符号学等人文学科理论分析了中国家庭和中国历史。时隔35年之后，她再次来华。两次访华经历，使得克里斯蒂娃自2010年开始就有关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妇女地位和权利的比较发表各类演讲，并在2016年将这些讲稿编辑出版。

不同于波伏瓦将中国妇女解放仅归因于中国社会制度变革赋予的中国妇女主体性地位，克里斯蒂娃用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创造力来解释中国妇女的自由之路，并将其称之为“新解放哲学”。克里斯蒂娃试图通过话语来解释波伏娃如何看待中国妇女获得自由的观点。她坚持认为全球化的危险就在于我们因此忽略了东西方不同文化对女性政治状况的影响，受20世纪末人类学女性主义影响所建立的社会主义革命母亲形象只存在于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的两性社会关系。这种不同就在于语言的不同。克里斯蒂娃沿着拉康“镜像理论”和德里达解构主义的脉络，认为中国语言传统表达在婴儿的“前镜像阶段”和“前俄狄浦斯阶段”就建立起一个不同于西方语境下的母亲形象，母亲的言说来自想象与符号，而父亲则是来自于社会压迫条律的语言规范，因而中国的妇女解放与自由就不同于西方社会源于社会性别冲突的解放途径。

如何认识中国妇女解放与自由

在梅丽卡教授看来，对于波伏娃来说，妇女解放问题在于妇女如何能够真正改变延续了数个世纪的“第二性”社会地位而获得自由？妇女如何能够以一般自由人来体现个体的存在？是否存在一种特殊的“女性书写”？是否这些“女性书写”已经形成了一条有形的，不同于其他社会规律的妇女解放途径？

梅丽卡教授认为波伏娃对自由的理解是一般性的，即每个人都应获得自由。因而，妇女个体只有脱离了与家庭相关的妻子或者母亲的身份才能够从父权社会中获得解放，也才能够实现自己的主体性。同时，波伏娃也认为妇女的社会身份不是天然的，是社会不平等的性别制度使然，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无法获得性别平等与自由的。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波伏娃看到了不一样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国妇女通过参加集体劳动真正获得自己的主体性，这种巨大的进步在波伏娃看来是源于中国妇女并不是以妻子或者母亲的女性身份进入社会，从而在改造封建社会的同时建立了无需对抗父权制度的夫妇式民主家庭。

对于中国妇女的解放与自由，遵循德里达语言解构逻辑的克里斯蒂娃却有着与波伏娃完全不同的观点。她认为语言符号是不存在性别差异的，女性主体性获得需要建立语言运用上特殊的“女性书写”。这样，即便是妇女使用与男性一样的语言符号，但也能利用文字建立不同的道德伦理和社会价值。因此，克里斯蒂娃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思考方法去分析中国社会的两性关系。在她看来中国妇女的母性身份是由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独特性，史前的中国社会，女性用外在于语言的声律和手势保留了母亲在儿童身份认同中的重要性，所建构起的母系社会促成了中国社会的特征，这是不同于西方男性中心的父权制社会。

对于克里斯蒂娃的观点，梅丽卡教授认为，在全球化语境中，克里斯蒂娃的观点更像是“恐惧、安全与一体化”的同义词，“性别解放与自由”也仅仅是以西方社会为样本。

建立承认个体文化又能被广泛接纳的“新意识”

通过比较两位不同思想流派的法国女性主义对中国妇女解放与自由的理解，梅丽卡教授指出，全球化不是西方化。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移民都力图在全球化中保留自己的独特性，每一种文化，每一个个体都应该既关照自身也要注重人类的整体价值。梅丽卡教授提出要警惕西方女性主义在全球化中的误用，提议在全球化时代，可否建立一个以承认个体文化为支撑，又能被广泛接纳的“新意识”，以避免西方女性主义在全球推进中所带来的弊端。梅丽卡教授认为克里斯蒂娃之所以无法理解波伏娃笔下1955年中国妇女的巨大变化，在于她以西方学者心态来审视中国，而西方中心主义是无法解释中国妇女以主角姿态参与社会的现实的，也无法理解毛泽东对中国妇女“半边天”社会地位的肯定。

针对梅丽卡教授的发言，与会学者展开了激烈的学术讨论。来自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玛格丽特博士（Marguerite）建议在讨论中国妇女解放与自由问题时，应将全球“普适性”价值和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妇女解放的影响比较纳入研究者视野，而不是简单地讨论全球化与中国妇女解放的“特色”道路的关系。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辛蒂亚教授（Cintia）认为将波伏娃《长征：中国纪行》一书中对中国妇女解放与自由的认识仅看做法国女性主义的认知，而避开毛泽东妇女思想对波伏娃的影响，这样并不能很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妇女解放与自由的积极作用。

对于全球化时代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建构来说，梅丽卡教授对西方女性主义的思考，对我们反思“本土”理论建构与西方理论“本土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发。

（作者为浙江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清华大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