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机构办学有了最严格细致的“红线”

□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周韵曦

□ 实习生 郭泳琪

对于满足中小学生选择性学习需求、培育发展兴趣特长、拓展综合素质，校外培训具有积极作用。但近年来，一些校外培训机构开展违背教育教学规律和素质教育要求的“应试”培训，裹挟家长被动参与并成为普遍趋势，干扰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和招生入学秩序，加重了学生的课外负担和家庭的经济负担，社会反响十分强烈。

今年2月，教育部联合民政部等多个部门开展了关于校外培训机构的专项治理，收效良好。但也有媒体发现，一些校外培训机构的违规操作更加隐秘，且大量违法培训机构被取消后，“培训热”不但没有降温，甚至出现培训价格飙升的现象。8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让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规范终于有了最基本、最系统的政策依据。

治理校外培训首先要解决观念问题

“校外培训机构作为教育的一种业态，是市场经济下的产物。近年来的迅猛无序发展已经产生不容忽视急需解决的弊端。”对于校外培训机构出现的诸多问题，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关注已久，“首先是与‘立德树人，素质教育’背道而驰，‘超前给进度、超纲加难度、提分靠刷题’等教学方式严重违背学生的认知规律和身心发展规律；其次是加重学生负担，在全国各省市，学生参加课外补习都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三是破坏教育生态，部分校外培训机构与部分重点中学形成利益链条，严重扰乱了教育公平与秩序。”

在这些问题的影响下，“别人都在补我们不补就落后了”等恐慌焦虑深深困扰着家长们，造成盲目跟风。所带来的后果正如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所说：“家长的口袋空了，学生的负担重了，学校的教学秩序乱了”。

8月23日，在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了解到，截至8月20日，全国已摸排培训机构38.2万家，其中发现问题25.9万家，按照边摸排边治理的原则已经整改4.5万家。专项治理工作摸排阶段任务已基本完成。

但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认为，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仍是一场非常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

吕玉刚说：“校外培训机构的‘剧场效应’非常突出，实际上反映出家长存在的观念问题。因此，要从思想观念上入手，在全社会树立科学、正确的教育观念。每个家庭都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才能有助于从根本上、长远上解决这个问题。”

吕玉刚表示，教育部正在制定的有关文件当中，特别重视如何进一步做好家庭教育引导工作，“这里面包括每个家长如何正确、准确、科学地认识自己孩子的自身特点和潜力，合理地设置对孩子的期望值，防止过高、不切实际的盲目追求和攀比。” 在吕玉刚看来，如果家长的观念得不到科学引导，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工作则格外困难。

《意见》为培训机构今后办学划出“红线”

“校外培训机构属于民办教育范畴，但民办教育促进法以及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都缺少对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明确翔实的规定。也正是由于上位法的缺位，导致各地教育、市场监管等管理部门无法管、无力管。” 刘希娅认为，正是《意见》的出台，“填补了这一制度空白，将推动校外培训机构在制度的轨道上有序发展。”

记者注意到，此次发布的《意见》对中小学的教育教学工作做出要求。首先是要提升教学质量，要求中小学校必须严格按照要求开足、开齐、开好每门课程，为减轻中小学生的课外负担创造条件。坚决查处中小学校不遵守教学计划、“非零起点教学”等行为。其次是严明入学纪律，坚决查处将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的行为，剪断校外培训机构和中小学校招生的利益关系。三是做好课后服务。要完善课后服务政策，普遍建立弹性离校制度，中小学校要充分挖掘学校师资和校舍条件的潜力，并积极利用校外资源，努力开辟多种适宜的途径，帮助学生培养兴趣，发展特长，开阔视野，增强实践，不断提高课后服务水平。

“《意见》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培训机构遵循教育规律进行了严格细致的规范，这是培训机构今后办学的‘红线’。”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杨志成认为，《意见》中，对中小学校不遵守教学计划、“非零起点教学”等行为坚决查处并追责；对中小学教师“课上不讲课后到校外培训机构讲”、诱导或逼迫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等行为严肃处理，直至取消有关教师的教师资格等要求，“让学校从校内教育教学上负起责任，提升质量，减少家长和学生对校外培训的不必要需求。这无疑是从源头上遵循教育规律，系统做好教育服务，规范校外培训的基础。”

减少培训需求需激发学校内在活力

总的来说，课外培训机构的治理，需要疏堵结合，重视源头治理。

“从教育服务对象看，校外培训与校内教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杨志成认为，“由于学生总体的学习时间有限，因此校内教育与校外培训如果不能有效配合，高效服务，就会大量占用学生有限的学习时间、休息和娱乐时间，占用学生和家庭的机会成本，造成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家长的经济负担增加。”因此他建议，“校外培训机构健康发展要与校内教育教学工作整体研究相一致，系统推进改革机制。”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则建议，一方面要规范教育培训机构的行为，引导它们走向促进素质教育的转型发展；同时，要规范地方政府和学校的行为，提高中小学育人能力，从源头降低学生和家长参与课外培训的需求。

据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2015的数据显示，学校的自主性与减少课外补习具有正相关性，“这提示了通过激发学校内在活力，减少培训需求的路径”，杨东平由此认为：“关键是要通过供给侧改革，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韩国的《放学后教育计划》，实行由政府资助，公办学校提供‘三点半’之后的保育、托管、学术课程补习、艺术课程辅导、娱乐活动等教育服务，以较低价格、较高质量吸引了大量学生从培训机构回流到学校。此外，还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成本分担等多种方式，促进公办学校与培训机构和社会组织合作，开展面向弱势学生的公益性课外补习，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服务等，形成多元互补的健康的教育生态。”杨东平表示。

他指出，从长远来看，“减缓义务教育阶段的升学竞争，一个重要方面是深化高中阶段的教育改革，适时提出高中教育均衡发展和多样化发展的目标，深入改革考试评价制度，构建一种低竞争、低控制、低评价的全新教育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