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尼·达斯正在向一位记者描述她所在的聚居地。该聚居地位于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市加纳图利。 (联合国妇女署/Nagorik Udyog)
拉尼·达斯参与了达卡市一次要求对“贱民”阶层女性更高预算分配的抗议活动。(联合国妇女署/Nagorik Udyog)
■ 赵韵梁
莫尼·拉尼·达斯出生并成长于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市的一个“‘清洁者’聚居地”中,这种聚居地是清洁工和家政工人们聚居的封闭性的贫民窟。她从未想过有一天能够为她和其他将近三百万名来自孟加拉国“贱民”阶层的女性权益发声。今天,她已然是首位来自“贱民”阶层的孟加拉国国家人权委员会成员。
“作为一名‘贱民’阶层的女性,机会从未属于过我,而我也没能建立起自信心。”达斯这样说。
“贱民”阶层是南亚种姓制度中最底层的阶级。种姓制度是一种社会分层制度,人们会被根据他们的祖先分层,并从而面对顽固的歧视和阶级隔离。从出生开始,孩子们就会被分到某一特定的阶层,并被系统化地剥夺从食物、教育和健康到工作和公民权利等的各种机会。因此,社会流动性几乎是天方夜谭。
作为一名“贱民”阶层的女性,达斯面对相比其他人而言更多的歧视。她在15岁时结婚,因此并没有得到接受完善教育的机会。然而,她的坚强意志和对社会不公正的深刻认知推动她参与了孟加拉国抵制歧视“贱民”和机会排外的运动,并且在过去的15年中坚持激励当地女性加入“贱民”自发的运动。
“看到这些处于困境中的‘贱民’女性,我感觉到我有一种使命,要为她们的权利抗争。希望在未来,我们的后代们能拥有更好的条件。”达斯说。
在整个南亚地区有大约一亿两千万“贱民”阶层的女性,经受着长此一生的歧视、暴力和贫穷的折磨。一项2016年发布的由亚洲“贱民”阶层权益论坛主导,并由联合国妇女署支持的研究显示,“贱民”阶层的女性工作者们所获薪水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贱民”阶层的女孩比更高种姓阶层的女孩更可能在中学时辍学;小于百分之一的“贱民”阶层女性拥有土地或财产;她们还遭受着严重的性别暴力。
“针对‘贱民’阶层女性的犯罪主要表现为极端的身体暴力和性暴力。当暴力被施加于一位‘贱民’阶层的女性时,人们会有一种观念:因为她是‘贱民’,所以针对她的所作所为都是合理的,”来自当地组织“公民倡议”的成员侯赛因这样解释道。该组织与孟加拉国“贱民”阶层女性合作。
据联合国妇女署官网报道,有了来自联合国妇女署性别平等基金(FGE)的支持,位于尼泊尔的女性主义“贱民”阶层组织(FEDO)与孟加拉国“公民倡议”组织、印度“自决”组织和亚洲“贱民”阶层权益论坛,以及斯里兰卡的人类发展组织(HDO)等众多当地组织合作,正在努力解决南亚地区“贱民”阶层女性所面临的挑战。
与印度和尼泊尔不同的是,孟加拉国在官方层面上没有认可种姓歧视,也因此缺失为消除这种现象所出台的针对性政策和国家级战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公民倡议”组织建立了为“贱民”阶层女性准备的能力建设工作室。在那里,50名活动家学着建立政策,并呼吁设立能够改善“贱民”们经济和政治状况的预算。达斯是其中的一位工作室成员。
“我已经获取了预算方面的知识,并且知晓其对在社区内打破贫困现状的重要性,”她分享她的感受,“当我与立法者平起平坐并就‘贱民’阶层女性的权益问题谈判时,我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
除了赋权于“贱民”阶层女性以分析公共花销,FEDO还开发了研究“贱民”阶层女性为什么即使在资源存在的情况下仍不能利用政府措施和分配给她们的预算的课题。根据这项研究,他们为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的政府人员提供了立法建议。
“FEDO在‘贱民’阶层女性经济权益方面(尤其是她们对土地的所有权)的焦点与她们的生活十分相关,因为这不仅使她们克服贫困的难题,扩大经济资源和对高等教育的享受权,更建立了一个针对性别暴力的保护伞,”亚太地区性别平等专家委员会的投资人霍尔肯斯解释道。
联合国妇女署性别平等基金支持的FEDO项目最近在今年五月圆满结束,到即日为止直接影响了南亚地区超过1900名女性的生活。然而对于达斯而言,这只是一个开始。她决心确保孟加拉国上百万名的“贱民”阶层女性不在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浪潮中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