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牍文化已经走到了没落的边缘。我们纵然想延续之,却往往发现写一封书信竟然缺少所有重要的环节:哪里写得出清俊的小楷?哪里买得到细白的笺纸?哪里找到一个有来有往的收信人?
■ 李沐航
今年春季前夕,我在苏州的诚品书店买下一本小书《尺素趣》。这本书在豆瓣的阅读量很少,几无短评,但简朴的封面及艺术家白谦慎温润的小楷题签使之成为我在那家书店唯一可买的书。
《尺素趣》是西泠印社社员唐吟方先生写自己经年珍藏的文人书家的尺牍、便条、词笺等的散文集。文章多以一封影印的手写书信为引子,讲述书信作者在书艺界的交游与人文生活,流露出属于过去时代的雅致风华,令人欣羡。
书中写到篆刻家钱君匋先生想把自己的收藏和创作捐给故乡海宁,前提是要在海宁建一个“钱君匋艺术院”。但因为资金的缘故海宁政府有点犹豫。邻县桐乡得到消息后,主动邀请钱君匋在桐乡建“钱馆”。钱君匋竟从此改自己的籍贯为“桐乡”,颇有直情径行的名士作风。此书以信札为主题,所以作者还写到有关笺纸的趣闻。他感叹如今无人用毛笔写字,人们都不认识旧式笺纸了。一套清代出品的彩笺竟被朋友悉心装裱挂在墙上,并注介绍语:“这是十八世纪的版画。”从制作工艺来说叫它版画没有错,但即使时光倒流回到一百多年前,它的名字也是笺纸。对笺纸的陌生称呼令人叹息,说明尺牍文化已经走到了没落的边缘。我们纵然想延续之,却往往发现写一封书信竟然缺少所有重要的环节:哪里写得出清俊的小楷?哪里买得到细白的笺纸?哪里找到一个有来有往的收信人?
不过,作为一种文体,书信并未全然消亡。去年八月我参加喜欢的作家苏枕书的新书《京都如晤》分享会,此书是《江海晚报》编辑严晓星邀她在报纸连载后汇集成的通信体随笔集。每通信都以“嘉庐君”(也即严晓星)作为收信人,叙写苏枕书在京都留学九年中岁月流逝的诸多细节。会间嘉宾止庵先生说道:“‘书’与‘信’是两种不同的文体。‘书’是古人拟书信体的议论文,是精心勾勒、可以收入正集的;‘信’是寄给某个特定对象读的私书,原是不拟发表的。”
在提问环节有个男生问:“这些书信既然是作为公开发表的散文创作的,为什么会在落款处用‘九月二十日,写一封信,吃掉两只柿子’这种很亲熟的语气?显得有些奇怪。”止庵先生直截地驳回了他的提问:“你没有认真听我刚才说的:书信包括书和信两种文体,书是公开的文体,本来就是写给别人看的。”而枕书这样回答:“写到柿子只是我的一种趣味。”
其实我能理解这位男生的疑惑,枕书写出的有关京都的信件虽设定了读者“嘉庐君”,但一开始便是准备印给陌生人看的,本不具有任何私密性或任何关系上的假设。如果以这样的眼光读此书,自然会觉得如“吃掉两只柿子”“日后看了,再同你说”等等模仿密友通信的天真语气略显违和。但“书”本就是“信”的角色扮演,即使预备将来印刷出版,也得装扮成亲切天然的私人信件才能使读者信服。
这项扮演不仅于通信体随笔的创作中有意识地进行,在真正的书信写作中也无意识地存在。写信人扮演的是《尺素趣》中前互联网时代的人。他们用优美的笔迹在质好而色美的信纸上慢慢地书写,享受笔尖的肆意流淌,仿佛是艺术工作,令人心情愉悦。
但我不禁怀疑,在随时可用简洁的电子邮件、符号化的短信、140字的广播与人联系的如今,郑重其事或煞有介事地写一封信是否只是形式的做作?书信的意义本不在于美感,最重要的是交流。但若最重要的是交流,何必还用纸笔交流,一通邮件岂不更好?
我自己也给人写信。想传递严肃的思念就尽量下笔温柔,想令对方体会烦乱情绪就写得散漫潦草,有时竟分不清书风是刻意安排还是任情自然。信只肯写在拜托朋友从日本背回的笺纸上,最夸张的是一叠舞台道具般的纵书长笺,上印《源氏物语》图纹,华美到不适于下笔。信的内容虽芜杂散乱不值一提,却也是我极力美化过的。我从书中找到“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别后月余,殊深驰系”“草草不尽,恕不多写”,深觉优雅,抄下来寄过去。难道我真要收信人觉得这是封“草草写就”的信?难道他手握信封,从中摸出几张纸后,真能找到隐藏在长笺、书法、讲究的文字背后“真实的情意”?
于是“信”除了书信又额外多了一层“相信”的意思。你要让收信人感受到你真诚的惦念。但我的信不仅有形式的矫饰还有文字的做作,凭什么让读者相信呢?近年来,我渐渐感到书信中有某种不能原谅的东西——正是作家林奕含怀疑的“艺术是否从来就只是巧言令色而已?”文质兼美的尺牍艺术;淡泊茂密的周作人散文;深美透彻的《古诗十九首》,其中有多少是作者为了粉饰生活、掩盖生活的贫瘠竭力编织的幻境?将一切矫饰剥离出去,是否只剩下可怖的苍白?
我已经不再相信书信这玩意儿,但我还在写信。虽然文字没有意义,似乎纸是有意义的,纸张上留下来的折痕、指纹、一瞬间的气息也许是有意义的。像《尺素趣》中的书法,你至少可以通过笔迹判断出这真的是某个人用一支物理层面的笔写出来的字。对方可以不相信我的信,但他不能不相信这封信是我写的。或许下次寄信,我只需封入一张白纸,或是两条没有题诗的旧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