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孕网红”折射乡镇教育文化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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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电视台曝光了网络视频平台上的“早孕网红”现象，一时间“未成年妈妈”和“网络传播的危害”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作者认为，网络平台忽视了社会责任应当进行整顿，而通过网络平台这个社会问题的放大器，应该更关注“早孕网红”现象反映的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正视未成年人早婚早孕所折射出的未成年人监护及教育体系不健全、社会价值评价体系过于单一、社会流动性不足等问题。

■ 王宏亮

近日，中央电视台曝光了网络视频平台上的“早孕网红”现象，一时间“未成年妈妈”和“网络传播的危害”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网络平台在这一热议中成为焦点，各媒体都聚焦于平台的法律责任，呼吁整顿网络乱象。在笔者看来，网络平台忽视了自身的社会责任应当进行整顿，而通过网络平台这个社会问题的放大器，应该更关注“早孕网红”现象反映的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

在部分乡村和小城镇，“早婚早孕”是一个普遍现象，很多青年男女很早就办结婚仪式，到法定年龄之后再去民政部门登记。而进入法律婚姻之前，他们早已过上了典型的夫妻生活，并开始生儿育女。在一些地区，十四五岁开始谈婚论嫁是家长的意愿而不是孩子自己的想法。正视“早孕网红”现象，更应反思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当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富足的时候，精神生活却日渐贫乏，个人理想和高尚的精神追求并没有随之树立。

对成年人来说，无论是追求婚姻还是希望孕育子女都是合理需要。但未成年人早婚早孕则折射出未成年人监护及教育体系不健全、社会价值评价体系过于单一、社会流动性不足等问题。

第一，“早孕网红”背后是部分乡村和小城镇人们对个人理想和社会价值缺乏思考的现状。在早婚早孕盛行的地区，人们过于关注物质生活，对个人理想和社会价值缺乏思考，在子女教育中也难以以身作则，使得未成年人也接受了同样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

第二，“早婚早孕”现象反映出在乡村和小城镇，人们对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的问题。可以观察到，早婚早孕现象在接受过更多教育的人身上出现较少，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教育能够拓宽个人的视野，树立个体的远大理想和社会价值，而教育缺乏就正好相反。早婚早孕现象反映出乡村和小城镇的教育存在欠缺。这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乡村和小城镇教育难以被重视。家长甚至将教育看作结婚生育、打工挣钱之前的无可奈何的选择，入学只是给孩子找个地方“待着”，并不认为教育是孩子成长发展的必需品。一旦能结婚生子、打工挣钱，首先弃置一旁的就是教育；二是现有的教育体系在为孩子拓宽视野、培养独立人格和价值判断方面存在不足，孩子读书只是从家长的威权转到教师的威权中。没有视野与独立性，就只能成为家长的复制品，不能独立思考更无法对各种现象作出评判。

第三，网络经济带动的虚拟幻像使人对不劳而获抱有幻想，人们不是关注如何努力工作，而是关注如何获得注意力，也是“早孕网红”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之一。不相信获得教育的价值，是因为有些人看不到接受教育和改变自身命运之间的直接关系。诸如“大学生找工作也很艰难”，“读书只能耽误打工挣钱的机会而无助于家庭经济改善”的言论和现象在乡村和小城镇地区流行。加之网络经济带动的虚拟经济幻像使很多人对不劳而获抱有幻想，人们不是关注如何努力工作，而是关注如何获得注意力。这也是“早孕网红”产生的深层原因之一。

第四，对资本和金钱的崇拜误导人们追求一夜暴富，而缺少对奋斗精神的尊重与追求。对资本和金钱的崇拜正成为一种社会潮流，人们艳羡马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拥有巨大的财富，而不是因为他体现了奋斗的精神。性别、年龄、户籍、学历、出身及家庭背景等限制因素将社会阶层精细地划分开来，突破限制、出人头地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很多人因此选择向金钱看齐，借此实现阶层跨越。

总之，笔者认为，面对那些尚未成年的“父母”，要反思的不仅是网络平台的推波助澜，更应反思社会价值观单一与自我实现路径狭窄的矛盾所引发的越轨问题。正如社会学家默顿分析美国社会越轨问题的成因时所指出的一样，以金钱和地位为核心的成功标准与各种各样的限制形成了巨大的冲突，这种冲突正在撕裂那些处于劣势地位的青年人的现实和梦想。规范网络平台固然重要，打破诸如性别、年龄、户籍、名校、出身等不平等制度的限制，丰富对于成功的评价标准，建立倡导劳动至上的文化氛围更加重要。

（作者单位：中华女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