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性别平等意识 优化配置婚姻资源

在婚姻生活推进过程中，要把你外我内、家务独揽的习惯分工让位给对家庭生活与社会活动平等参与的现代模式，在性别平等原则指导下，对婚姻资源进行最优组合与配置。

■ 叶文振

在我国当代婚姻实践中，2017年又是一个结婚率下行而离婚率走高的年份。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而家庭本身的存在与健康，又取决于人们的结婚热情与婚姻稳定。所以，如何提高结婚率和降低离婚率？成为我国新时代家庭建设的一大任务。

现代围城的尴尬

据统计，2017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和婚姻登记机构共依法办理结婚登记558万对，比去年下降7.5%；依法办理离婚登记185.6万对，比去年同期上升10.3%。其实，早在2014年结婚对数就开始下降，从2013年的708万对，下降到2014年的694万对，并继续减少到2015年的620.7万对、2016年的604.3万对。而离婚对数走高则出现的更早，从2012年的111.2万对，持续增加到2013年的134.3万对、2014年的145.5万对、2015年的151.6万对、2016年的168.4万对。这一增一减共同推高了以离婚结婚比计算的婚姻不稳定性，从2013年的19%，持续提高到2014年的21%、2015年的24.4%、2016年的27.9%、2017年的33.3%，在短短的4年里增加了14.3个百分点，即平均每结婚三对，就有一对离婚，接近世界中高的离婚率水平。

显然，离婚规模大、离婚增速快，以及离婚造成的个人、家庭和社会影响深，是我国婚姻不稳定的三大特点。它和我国素来重视婚姻的文化传统、与这些年我国越发重视家庭建设的社会导向是背离的，是婚姻这座围城在经济、社会与文化多重转型中面临的一大挑战。

劳燕分飞的原因

作为人类最早建构的制度之一，婚姻既在历史进程中为社会稳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又在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中面临着自身稳定的问题。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说”道出了婚姻解构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对婚姻的过高期待和缺乏实际了解都可能让夫妻关系半途而废。

西方经济学家和心理学者沿袭了这样的思路，逐渐形成了婚姻社会经济学与心理学解释，以贝克尔教授为代表的前者，强调恋爱持续时间太短、恋人之间信息不充分、对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不了解和控制不力都可能导致婚姻失稳；心理学研究成果则提醒我们，一些消极心理素质没被发现并没有得到有效调适也会损伤夫妻关系，甚至离婚还会代际传递，影响下一代维持婚姻稳定的心理素质形成。社会学也很早介入婚姻领域，成为当今最重要的学术力量，它主要从婚姻传统功能弱化或被替代、婚姻观念的变迁、婚姻赖以存活与发展的社会大环境的结构变化等方面分析现代婚姻的稳定性。

但是，以往研究都存在一个缺陷，就是没有透过婚姻现象看到两性关系的本质，较少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挖掘婚姻不稳定的初始原因。

人们把当今离婚率走高简单地归结为六个方面的原因，即购房需要、不良嗜好、婆媳不睦、性格不合、家庭暴力和一方出轨，就是缺乏社会性别意识的研究表现。其实，传统性别文化与制度所组构的男权意识与资源配置格局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尤其是不联系传统性别文化与制度，也解释不了，为什么在占离婚总数69%的协议离婚中，接近80%是女方提出来的？

“男强女弱”“男主外、女主内”“男人四十一枝花、女人四十豆腐渣”等传统性别文化和价值取向依然对婚姻市场产生滞后性影响，加上经济下行就业压力加大，并向女性转嫁，婚姻初建中的女低男高的、实惠型的高嫁模式依然通行，而年龄的刚性约束又迫使条件优越的女性接受低嫁的安排，进入婚姻后“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格局，进一步扩大了前者的男高女低性别差距，她们或者有条件性地被离婚或者忍无可忍地自己选择退出；对于后者，男性的滞后发展推高了她们的社会心理落差，一个肩膀家庭、社会双挑的压力欲罢不能，最后主动撤离成了唯一选择。

所以，传统性别文化还没有完全退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才初见成效，二者交织在一起，一方面加重高攀女性的情感代价，一方面提高发展态势良好女性的机会成本，这才是这些年离婚率持续上浮、更多的已婚女性选择退出的真实原因。

稳定婚姻的思路

以上论述告诉我们，全面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才是现代婚姻最有效的稳定器。在社会层面，男女平等价值观要进入公共决策与立法领域，贯穿全过程，包括这些政策与法律实施效果的评估，彻底解构、替代以传统性别文化为基础的机会、资源和发展成果配置与分享的性别格局，还女性一个无性别风险的平等竞争与参与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同时，在微观层面，把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引入家庭和婚姻过程中，转化为先进的家策与家风，推动性别平等的家庭和婚姻文化与制度的建设。

在恋爱择偶阶段，力争用更好的学业背景和职业发展状态进入，不以攀高为荣，不以美貌抬价，把物质的门当户对转化为更多的情感吸引与价值趋同，用平等的恋爱迎接平等的婚姻，以建立在价值观趋同上的彼此情感依恋为未来婚姻生活奠定更加坚实的爱情基础。

在婚姻生活推进过程中，要把你外我内、家务独揽的习惯分工让位给对家庭生活与社会活动平等参与的现代模式，或者事业上比翼双飞、家务上共同承担；或者识别和发挥比较优势，在性别平等原则指导下，对婚姻资源进行最优组合与配置，既把经济学家担忧的情感化的婚姻边际效用递减转化为递增的态势，提高婚姻边际爱情收益率，又互相支持与配合，确保婚姻生活产出的最大化！

在婚姻出现危机的时刻，还是要冷静以待，坚持用男女平等意识来面对。我们往往能够接受男高女低的嫁娶模式，但不能容忍女高男低的婚姻组合，丈夫因为妻子发展更好而觉得没面子，妻子因为丈夫事业滞后、职位低下而感到不匹配，其实都还是传统性别观念在作怪，如果已婚女性只是因为这个发展差异及其思想负担而提出协议离婚，那不能看作是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贯彻落实的成果，更不应该加以宣传与提倡。所以，我们还要把对性别平等意识的理解提升一个高度，即倡导一种婚姻精神：丈夫以妻子发展更快更好为荣，并退居二线甘当绿叶；妻子因为自己发展更快更好而感谢丈夫的支持，并不忘回家分享收获。这方面，世界上已经有了成功范例，比如英国女王和撒切尔夫人等。

（作者系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福建江夏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