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极，真正实现了男女平等”

□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韩亚聪

2月6日，是唐立梅南极科考之行的第90天。

作为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女科学家的唐立梅，也是一名一周岁女孩的妈妈。南极之行，是唐立梅与女儿的第一次长时间离别，也是她在成为我国首位乘“蛟龙号”潜入大洋的女科学家后，科考路上的再次启程。

2017年11月8日，上海中国极地考察国内基地码头，“雪龙号”载着约130名科考人员开启了中国第34次南极科学考察。其中，包括唐立梅在内共有5名女性随队人员。

回望我国南极科考历史，女性的身影从不缺席。

李华梅、金庆民、解思梅……一批批心怀梦想的女科学家历经艰难险阻，从祖国腹地抵达寒冷遥远的南极大陆，留下了来自中国女性的科学探索。历史交替之间，南极科考中的女性力量正在激励着一批又一批的后来者。

向着南极出发

从确定入选南极科考队的那一刻起，唐立梅的眼泪突然多了起来。

“自从女儿出生后，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她这么长时间，心里很难受，我现在每时每刻都在想她。”在遥远的南极大陆，在接受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的网络采访时，唐立梅难掩对女儿的思念。

“孩子3岁之前的记忆会全部忘掉，所以她以后不会记得我在这段时间离开过她。”在不止一次这样安慰自己过后，唐立梅又会觉得，“她还这么小，我的确应该陪在她身边。”

然而，内心的波动从来不会成为唐立梅科考道路上的阻碍——她太渴望一线科考的经历了，对于五年前随“蛟龙号”下海，她怀念至今。

2013年，唐立梅随着“蛟龙号”完成第72次下潜任务，成为我国首位乘“蛟龙号”潜入大洋的女科学家。

“南极、北极、深海、珠峰是‘地球四极’，深海我已经到达过，能够抵达另外一极，对我的人生是重要一笔。”唐立梅说，南极是一个古老的大陆，有寒武纪变质岩基底，有复杂的构造演化史，是很多地质学家梦想采样和进行研究的地方。

2017年11月8日，在一声响亮悠长的汽笛声中，中国第34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乘坐“雪龙号”，缓缓驶出中国极地考察国内基地码头，向地球最南端的南极，再次出征。

出发前，从文献中了解到的南极还未谋面，赤道附近的飞鱼、鲸鱼和海豚，就给队员们带来了新奇，同时漫长的海上“漂泊”也带来了巨大挑战。

“一直处在摇晃的环境，长期不接地气，的确有点煎熬。尤其是在过南纬60度左右的时候，风浪特别大，号称魔鬼西风带，一般的人会晕船倒下。”唐立梅说，那时自己才真正体会到，《朗读者》中首次南极科考的郭鲲所说晕船时的情景：一言不发，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脏翻腾，六神无主，七上八下，九卧不起，十分难受。

科考船上的“漂泊”生活，单调与煎熬之中也有丰富与充实。

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安全知识、在运动室锻炼……唐立梅向记者介绍，科考船上还设有中国南极大学，每周都有四次课程，由来自不同单位不同专业的专家们讲解科普专业知识，“我作为本航次第一位特聘教授讲授了第一堂课。”

35年的回望

当唐立梅在驶向南极的“雪龙号”上举目四望时，我国首位登上南极的女科学家李华梅，正在广州的家中享受着南方冬日的暖阳——她已经从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古地磁实验室负责人的岗位上退休多年。

回望35年前的南极之行，83岁的李华梅依旧心潮澎湃。电话另一头，她向记者讲述着那段难忘的南极岁月。

1983年，受中国南极考察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的派遣，应新西兰政府的邀请，经过筛选，身体素质好、学术水平高、独立野外科考经验丰富的李华梅幸运地获得南极科考机会。

1983年12月1日，李华梅乘坐喷气客机在夜色中从北京起程了，天亮后在澳大利亚的悉尼机场降落，换机飞往新西兰的克赖斯特彻奇。4天的飞行，把李华梅送到远离祖国1.6万公里的南极。她从机舱里走下来，脚穿四五斤重的靴子，在南极大陆上踏出了第一个中国女性的脚印。

在南极大陆，李华梅工作了32天，她也成为我国首位登上南极的女科学家。

在气候多变、环境恶劣的冰雪世界里，李华梅考察的范围位于77～78度的高纬度地区。她除了穿戴沉重的防寒衣物外，还要背罗盘、地质锤、钢锹、照相机和食物，“和现在相比，当时条件是比较差的，不仅伙食较差，连南极的防寒服都是向新西兰借的。”

李华梅在南极大陆上过了48岁生日，还创下另一项纪录——在湖面结冰2～3米厚的范达湖边的冰水中游泳，在世界南极考察游泳史册上第一次记录了中国女性的名字。

在南极，李华梅完成了对中新生代火山地质的考察，完成了对第四纪地质、冰川地貌以及古老岩系的考察，还采集到古地磁样品、同位素样品等岩石标本达60多公斤，为研究南极大陆维多利亚地质概况和罗斯岛中新生代火山活动特征积累了珍贵的材料。南极考察归国后，李华梅和同事们用半年时间完成了一部45万字的研究专著《南极横断山和罗斯岛地区地质地球化学》。

1992年10月，57岁的李华梅再次参加了中国第九次南极考察队赴南极乔治王岛考察。和上次不同，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1984年底我国开始创建中国长城站并于1985年初建成，1989年建成中山站，李华梅这次能到我国的长城站去工作了。考察队员借助绿色和平组织的小船、智利和乌拉圭的直升机，以及苏联的运输船，克服重重困难，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获得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几十年的科考生涯后，随着我国国力不断增强和对南极研究的不断深入，李华梅时常感叹：“我国的南极考察事业有了长足发展，在一代又一代的努力下，我相信我们国家的南极科考事业会越来越完善,会取得更多惠及全人类的科考成果。”

循着前辈的足迹

距李华梅首次南极科考的35年后，我国南极科考水平和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唐立梅等年轻的科学家们获益于此，却也不得不忍受自然的狂风巨浪。

经过18天的漂泊，“雪龙号”在新西兰靠港两天，接上在新西兰上船的一部分科考人员后，它再次驶向南极中山站。

2017年12月2日，“雪龙号”进入南极圈，大片浮冰和多个冰山出现在唐立梅眼前。“前两天穿越魔鬼西风带，船晃得太厉害，桌子上的书哗啦哗啦掉下来，脸盆在地上划过来划过去。头痛，呕吐，特别难受，穿过西风带之后风浪马上变小，外面下起雪来，船变得平稳，睡得很好。”唐立梅说，美极了的浮冰美景让她相信，风雨过后有彩虹，风浪过后有美景，“一路的辛苦在那一刻都值了。”

12月31日抵达南极中山站后，唐立梅和一名央视女记者住在一间上下铺的房间，隔壁是两名女气象播报员，还有一位年长的女性是党办主任。

女性的爱美天性在遥远的南极也会迸发而出。唐立梅说，她们几名女士会集体相约，脱下宽大的科考服和T恤衫，穿上裙子去餐厅吃饭，“偶尔打扮一下，心情也会特别好。”唐立梅笑道。

穿上科考服，唐立梅就立刻回到了严肃的科考工作中。“我在本次科考中负责地球物理数据的采集，同时作为地质学家，我非常幸运的经过向首席科学家申请，获得了在恩格斯堡岛进行地质考察和样品采集的许可。” 唐立梅说，恩格斯堡岛也是我国启动建设的第五个南极常年科学科考站所在地，在那里，她进行了野外地质考察，“直升机把我们从船上带过去，晚上再都接回来。”

在南极强烈的紫外线下，尽管涂了防晒霜、戴了面罩，两天跑下来，皮肤就会被晒红。雪和乱石混杂下，穿着厚厚的“企鹅服”，背负几十公斤的样品，一天的工作量相当于普通陆地的三倍，“这一趟下来真是腰酸背痛，但特别兴奋和充实，因为采集到了我用以研究的新鲜岩石样品。”

女科学家的南极目标

“在南极科考中，女性丝毫不比男性差，也不会因为自己是女性而受到任何照顾。”结合自己在南极的短暂工作经历，唐立梅笑称，“在南极，真正实现了男女平等。”

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外，作为科考队的一员，唐立梅协助科考队做各种工作。协助其他科研人员操作大型起吊设备A型架、值夜班熬通宵、去新西兰南极局学术交流、在厨房帮厨、客串歌唱比赛主持人……“除了本职科考任务之外，其他的也都干，就像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钉。”

靠港新西兰那天，正是唐立梅的36岁生日，她提前收到了科考队发的生日贺卡和礼物，队员们为她庆祝了生日。

由于进入南极圈后，纬度太高没有信号，唐立梅就常常去“蹭”央视和新华社记者的网络，与家里人通过QQ或微信联系。“女儿是我最大的牵挂，这或许是我在南极最大的考验吧。”

与唐立梅接受的考验一样，30年前，女科学家金庆民离开自己三个孩子，继1986年南极科考后开启了自己的第二次南极之行。

作为中国地质科学院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研究员，她先后三次登陆南极，成为世界上第一位深入南极腹地的中国女科学家。

同时，金庆民在被视为地球上的“死亡地带”的南极文森峰独自完成科考任务，发现了大规模的含铁石系和赤铁矿带，这是我国在南极的首次科学发现，填补了我国南极地质学研究的空白。

1999年，金庆民因患卵巢癌去世。在最后的日子里，她告诉家人自己的后事要一切从简，只是一定要将首次去南极时在“极地号”上拍摄的那张彩色照片作为遗像。

对于像金庆民一样的科学家，唐立梅总是被他们的胆识和勇气折服，这也坚定了她走科研道路、学前辈担当的信念。“作为深海与极地都到达过的中国女性，我很自豪，在建设海洋强国的过程中，一线女科技工作者有探索未知世界的胆识和勇气，责任与担当。” 唐立梅说。

在南极航行期间，唐立梅的一篇论文被采用，另一篇也已经完成了投稿，只要有空余时间，她都会静下心来阅读文献、做研究，在回顾与思考中，她更加清晰地认识了自己和明确前进的方向，以及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

上海港—新西兰基督城—恩科斯堡岛—中山站—普利兹湾—戴维斯海—恩科斯堡岛—新西兰基督城—阿蒙森海—上海港，在“雪龙号”的整个航程里，164天的任务周期已经过半，今年4月它将返回上海。

在3.7万海里的总航程中，在南极蓝天白云、雪山大海、企鹅蹒跚中，唐立梅的目标越来越清晰——追随前辈们的脚步，把自己有限的人生融入到科技强国的伟大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