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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韩亚聪
见习记者 陈姝
85岁的高龄，依旧脚步匆匆，拍摄公益广告、助力公益活动、参加老年大学……著名表演艺术家陶玉玲的日程常常排得满满当当。即便如此，陶玉玲脸上的笑容从不暗淡。
从14岁进入军队院校学习戏剧到初登荧屏红遍大江南北，从“文革”时的下放工厂到刚到北京时有一段时间无戏可演的濒临失业，从20多年的抗癌路到持续不断的公益参与……陶玉玲说，正是怀着一颗忠孝与感恩的初心，让她在人民面前不敢有丝毫懈怠。
近日，在接受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专访时，陶玉玲忆家庭、忆家教，于她而言，在苦难的日子里，父母的言传身教给她重生的力量；在幸福的新时代，光荣的革命传统让她不忘使命。
父母教会我们忠孝做人
陶玉玲常常感叹，在动荡的岁月里，父母坚持让子女接受教育的决心，给了她和兄弟姐妹们不一样的人生。
1934年，陶玉玲出生在江苏省镇江的一个大家庭里，由于连年战乱，加之父母失业，家境日渐没落，一家人依靠微薄的房租收入生活。
“不管多穷都要上学。”父母的话陶玉玲记忆犹新。也正是这句话，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多了几分沉重。为了让姐弟四人能接受良好的教育，陶玉玲的母亲卖掉首饰、节衣缩食，姐弟四人因此无一辍学。
良好的教育，给陶玉玲姐弟四人打开了不一样的世界。
1949年，姐姐陶玉平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因无力承担路费且到上海向叔叔借钱没有借到，故在镇江当了老师。
“姐姐对我们这个家庭的贡献太大了。”陶玉玲知道，姐姐的选择不仅是现实条件下的无奈选择，更是他们家教内涵中“忠孝”的延伸。“父母常常教育我们，对于国家、对于家庭，都应该做到忠孝，这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为人之道。”陶玉玲说。
有了父母的教育、姐姐的榜样，陶玉玲姐弟始终把忠孝放在自己为人处世的第一位。陶玉玲记得，每次拿到工资，他们每个人都会第一时间把一部分工资带回家交给父母；自己在部队时，每逢拿到津贴费后第一件事就是往家里寄钱，“那时候，我的入党介绍人吴彬老师每次看到都说‘寄10元，问妈好’，因为他知道我每个月必定往家里寄钱。”
如今，陶玉玲对“忠孝”有了更深理解：“对国家要尽忠，对父母要尽孝，对人民要大爱，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家庭的爱和所有人对你的爱，反过来你也能更好地对国家尽忠，对父母尽孝。”
父母的助人与坚强影响我一生
1949年，陶玉玲还是从未离开过家乡的14岁小女孩，这一年，凭着一腔革命热情，也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她说服父母后毅然从镇江来到南京，考入华东军政大学戏剧队学习。
“可以说，参军的决定是姐姐帮我做的，她对我影响非常大。”陶玉玲说，在姐姐的支持下，开明的父母也尊重了她的参军选择，而父母的坚强也坚定了此后她部队生活的信念，“我父母非常坚强，弟弟弟媳大学毕业分配到新疆支援建设，他们都很支持。”
进入华东军政大学后，陶玉玲开始了艰苦又充实的部队集体生活。
从南京到常熟再步行到苏州，陶玉玲和同学们的第一课就是行军。“走得脚上起了泡，路上就在庙里铺着芦席睡觉。”陶玉玲告诉记者，那段艰苦的岁月不仅给她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也铸就了她坚强的军人性格。
坚强的另一面，父母的勇敢与温情也对陶玉玲影响颇深。
家境困难的岁月里，陶玉玲父母乐于助人的品德影响的不仅仅是四个儿女。在那个南方小城，每次遇到乞讨者，无论多窘迫，陶玉玲的母亲都会毫不吝啬地拿出食物；邻居家遇到困难，她也会放下手中的活倾心相帮。“其实当时我们家里很困难，一件衣服姐姐穿完我穿，我穿完了妹妹穿，即便是这样‘不自保’，我母亲仍然会无私地帮助别人。”陶玉玲说。
“文革”时期，陶玉玲的家里曾到访过三位“不速之客”——他们是受到迫害的艺术家。对于大家避之不及的三人，陶玉玲的母亲却冒着风险将他们藏在自己家中，帮他们度过了“危险期”。
1952年，从华东军政大学毕业后，陶玉玲被分配到了华东军区解放军艺术剧院，也就是南京前线话剧团和歌舞团的前身。这让她见到了在火线为兵服务的前辈们，坚定了要向前辈艺术家学习的信念，同时也对“坚强”二字多了几分理解。
“前线话剧团，就是要到战斗最前线去演出、慰问身处战争中的战士和伤病员们。”陶玉玲说，每次去演出有6辆大卡车，其中4辆车装的是布景、灯光，2辆车坐的是工作人员。“你想目标多大啊？每辆车上都布满了伪装，车前车后各有一个防空哨，当敌机从上空飞过时，大家都要趴下注意隐蔽。”陶玉玲说，在那样的环境下，是坚强的信念支撑着她一路向前。
就在危险重重的环境下，陶玉玲参演了《东海最前线》《她的朋友们》等话剧，在文工团崭露头角。
把感恩之心传递给女儿
“要常怀感恩之心，心中有大爱，这不仅让一个人能走远，而且能让一个家庭更和谐更温馨。”陶玉玲说，经历过人生起伏后的她，更加珍惜“感恩”二字。
1956年，一个机会让陶玉玲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那一年，八一电影制片厂电影《柳堡的故事》准备开拍，导演王平，作者黄宗江和胡石言让陶玉玲饰演“二妹子”的角色。《柳堡的故事》放映后，“二妹子”纯情甜美的微笑成为那个时代青春偶像的象征，第一次走上银幕的陶玉玲也成了人人喜爱的明星。但她服从组织决定，拍完电影仍然回到了前线话剧团。
20世纪60年代初，陶玉玲又参演了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并在其中扮演春妮。《霓虹灯下的哨兵》非常轰动，整个剧团还被邀请到北京，为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演出，剧团成员受到了他们的亲切接见。
就在陶玉玲的事业顺风顺水时，“文革”来了，她被下放到南通晶体管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陶玉玲说，她当时觉得自己以后不可能再演戏了。但幸运的是，在参加了南通话剧团在江苏省的汇演后，她又被调回前线话剧团。
1978年来到北京，陶玉玲经历了一段“失业”期，之后参演了电影《三个失踪的人》《二泉映月》《没有航标的河流》《任长霞》等影片，在艺术表演的道路上，陶玉玲开启了新的征程。
得到命运眷顾的陶玉玲，常常怀着感恩之心回馈社会。多年来，“公益”也成为她的人生关键词。“人家说，你现在80多岁了还那么忙碌，我说我这就是感恩，生命不息、拍戏不止，努力为人民服务。”
关心失足青少年、给春蕾学校送慰问品、参加赈灾义演活动、到高原到边关去慰问守卫边防的战士……“我想通过我的言传身教给我的女儿更好的家庭教育，让她们也懂得感恩，懂得奉献。”陶玉玲说，任北京师范大学幼儿园园长的小女儿黄珊，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到西藏、汶川等地支教，并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言传身教成就美满家庭
每每谈起两个女儿，陶玉玲总是一脸幸福与自豪。大女儿黄晖在香港从事幼教和艺术事业、小女儿黄珊从事幼教事业，“她们是我的两个‘小棉袄’。”陶玉玲告诉记者，两个女儿都非常孝顺，因为工作繁忙，不能来看望她时，女儿们就常常和她视频聊天，“一来电话或视频，我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陶玉玲说，两个女儿的优秀也与已故的丈夫黄国林的言传身教分不开。多年前的一次“买洋娃娃鞋”让她记忆犹新。
那时，陶玉玲一家还在南通居住。一次，女儿们借了邻居孩子的一个洋娃娃玩，在准备还回去时发现洋娃娃脚上少了一只鞋。黄国林得知后，带着孩子们跑遍了南通的玩具店都没找到类似的洋娃娃，后来终于在远郊的玩具工厂找到，给洋娃娃配上合适的鞋子后，才归还给邻居。“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可能对孩子们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身教胜于言传。”陶玉玲说。
多年来，陶玉玲和黄国林走过风风雨雨，一直相敬如宾，成就了这个美满温馨的家庭。如今，两个女儿也都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子女，幸福美满，这让陶玉玲颇感欣慰。
步入老年后，陶玉玲的言传身教仍在继续，三次患癌、抗癌的经历不仅让女儿看到了一个坚强母亲的伟大，也给许多有同样遭遇的人带去信心。“我告诉病友们，癌症只是一种病的名称，不必害怕，我还告诉他们我的抗癌心得，给他们战胜病魔的信心。”陶玉玲说。
黄珊告诉记者，她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受到部队大院环境的熏陶，受到了父母与姑父姑姑的教育感染，“我父母亲都希望我们心中有大爱，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我选择了教师职业，不怕苦和累，我时常鼓舞自己，要用一颗感恩的心回馈社会，把幼教事业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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