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打假被驳回有助厘清权利边界

职业打假成为“生意”，则难谈得上“正义”。实现“正义”的回归就得最大化地体现公益。

□ 堂吉伟德

职业打假人带着公证员购买10箱茅台并封存，随即以假冒产品为由将销售者诉至法院，要求退赔购物款并10倍赔偿。法院审理后认为，购买者为职业打假人而非消费者，故驳回购买者10倍赔偿的诉求。购买者上诉后，二审法院认为，职业打假人以法院为工具，浪费司法资源，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1月7日《北京青年报》）

职业打假人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群体，他们利用法律赋予的赔偿权，以“知假购假”牟利。在一些法院公布的消费索赔案中，绝大部分都是由职业打假人所发起，一方面说明这一群体已形成规模，具有相当大能量和体量；另一方面说明普通消费者通过诉讼方式维权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从本意上讲，有假必打才能遏制假货泛滥，并对制假造假者形成震慑效应。在特殊时期，职业打假人因其目的正当性而获得了极大的支持。不过，随着行业的不断做大以及部分打假人手段的灰色化比如勒索和敲诈等，其弊端愈发明显，从而引发公众的争议和忧虑。

从效果上看，职业打假行为与预期相差甚远。没有绝大多数消费者的参与以及维权能力的提高，职业打假只会沦为特殊群体的牟利工具。从法律层面看，知假购假与法律所规定的情形存在极大的差异性，比如索要10倍赔偿的前提应当是已造成消费权的伤害，而不是预谋下的知假购假。从保护手段来看，社会公共资源的使用应当体现公平性、合理性和均衡性，不能沦为少数人的工具。职业打假人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势必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其实，职业打假人最有效的途径是走行政救济的路子，发现案件线索后向有关部门举报。时下有很多执法部门设立了举报奖，但令人尴尬的是，很多重奖设立后没有发挥作用，“无人领取”。究其原因，除了担心个人信息无法得到保护外，还在于行政处罚程序中少了“惩罚性赔偿”这一关键因素。因为行政罚款最终上缴国库，而维权者或者职业打假人无法获取“10倍的赔偿”，也正是如此，才对行政举报兴趣索然。

职业打假成为“生意”，则难谈得上“正义”。实现“正义”的回归就得最大化地体现公益。实践证明，“知假购假”的生存方式已难以为继，从私利转向公利才是其最终出路。简单来说，利用专业知识提供咨询与服务，其打假的价值才会得到充分体现。否则，整个市场也会因职业打假人的灰色存在而变得“越打越乱”。

此次“买假茅台索赔10倍”在两级法院都被驳回，有助于厘清消费者权利边界，让职业与非职业的打假行为都回到正轨，从而更好地发挥法治在保护权利和维护秩序中的基础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