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岁幼童“何处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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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老人看娃太累，妈妈们的产假休不了那么久，请育儿嫂不放心，入托难且贵……0~3岁的宝宝谁来带？这是让不少职场父母头疼的问题，也越来越成为全社会的一个难题。调查发现，除了祖辈隔代照看、请家政阿姨帮忙或者交给私立托管机构，几乎难寻其他正规的托育方式。“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社会托育需求更是不断增长，托育资源远远无法满足，供需矛盾进一步凸显。如何尽快构建3岁以下托育服务体系，实现“幼有所育”成为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

本版自今日起推出“0~3岁托育服务”系列调查，将从多个视角出发，对3岁以下托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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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张园园

甜蜜的忧愁：家有小奶娃，谁带成难题

“做梦都没想到我会辞职在家带孩子。”谈及和丈夫独立带娃的经历，北京的刘女士口气中带着骄傲，也透着些许无奈。能在孩子人生的第一阶段给予高质量的陪伴让刘女士感觉没有遗憾，然而，作为代价，她的事业也不得不按下了暂停键。

对于刘女士来说，作出辞职带娃的决定并不容易。

两年多前，刘女士产子。由于婆婆身体不太好，刘女士的妈妈就从老家来京为女儿带孩子。“我妈不习惯在北京的生活，加上看孩子真的很辛苦，有一天，她老人家忽然发高烧，高血压也犯了，最后被送去医院抢救……那时我就祈祷，只要我妈活着，其他都不重要。我妈病好以后，我就立马辞职了。”

由于刘女士丈夫的工作无须坐班，夫妻二人独立带娃尚能勉强支撑，但这种日子并不轻松。刘女士说，这两年她特别注意饮食卫生、防寒保暖，也很少去人多的地方玩，“不是我矫情，是因为我怕生了病就没法带孩子，当妈的不敢生病啊！”

育儿辛苦，刘女士却没有送孩子去托幼机构，一方面孩子尚幼，怕入托后难以适应，她也希望在时间和情感上给孩子更多陪伴；另一方面，周围没有口碑特别好的托幼机构，很多早教机构都是半天班，还需家长全程陪同。此外，公立的托幼机构难寻，私立的收费高，质量也良莠不齐。

尽管家长们不想沦为“失陪族”，但除了刘女士这样辞职带娃的，在更多的双职工家庭中，带娃的重任不得不交给孩子的祖辈或保姆。

在祖辈隔代照看的家庭，有些老人尚未退休或年龄较大，照看孩子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两代人生活习惯、育儿理念不同，时间一长，种种矛盾逐渐浮出水面，往往会带来新的家庭问题。一位妈妈告诉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家里老人已明确表态，只能照看老大，如果再生一个，没有心力再管了。

儿子出生至今，李虹（化名）家已经换了几个保姆。在孩子还差两个月就满3岁时，李虹还是把他送到了一家私立幼儿园托幼的宝宝班。“孩子大了，在家待不住，另外，素质高的育儿嫂太难找，普通的阿姨只能在生活上照看孩子，有的连故事也讲不了，老人自己看管孩子又太辛苦，最后还是决定让孩子入托了。”李虹说。

然而，能找到一家满意又放心的托幼机构并非易事。一位妈妈当初为了孩子入托，曾搜集对比了上百个北京的日托信息并现场考察了十几家日托机构，最终才选定一家。“真是一段艰难历程”，回顾这段一波三折的入托经历，她如此形容。

现实的焦虑：3岁以下幼童“入园无门”

祖辈照看力有不逮，育儿嫂素质良莠不齐，既不放心成本也高，对比之下，托幼机构就成了不少家长的选择。然而入托难、入托贵也为他们带来了新的烦恼。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家长更信任公立的托幼机构，但是公立托幼机构少之又少。

2012年，《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印发，提出建设规范化幼儿园，不少公办幼儿园的幼托班相继取消。教育部公布的《幼儿园工作规程》中也规定，幼儿园是对3周岁以上学龄前幼儿实施保育和教育的机构。记者也询问了北京市海淀区的几家公立幼儿园，对方均表示不开设幼托班，只接收3岁以上的幼儿。

私立幼儿园硬件较好，收费却不便宜，小托班每月收费从三四千元至上万元不等，一些高端日托机构动辄上万元的高价更是将普通家庭堵在了门外。

即便如此，目前正规的民办托幼机构远远无法满足社会的入托需求。针对是否提供托幼服务，记者咨询了几家有办学资质的民办幼儿园。一家幼儿园表示，现在已无床位，想入园只能等春节后再看情况，另一家幼儿园的托幼班只招收满两岁半的幼儿，师生比例基本为1∶5，还有一家幼儿园设有一岁半到三岁的混龄班，但因这一年龄段的幼儿年纪小，需要配备的老师和花费的时间精力都会更多，孩子招收太多会影响服务质量，因此招生数量非常有限，价格也更高。

根据现行法规，幼儿园的准入、安全、卫生保健、园舍、教师资格等都有严格的规范管理，申请办园并不容易。面对强大的托幼市场需求，一些游离于监管之外的家庭式托儿所应运而生。

尽管没有合法身份，但规模小、孩子少、离家近、收费比一般托幼机构低，都是其不愁客源的原因。

“我们都是靠口碑的”，一家家庭式托儿所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从2013年开始开办托儿所，托育的宝宝最多时有10～12名，有时有六七名，从几个月到两三岁的孩子都有，每人每月仅收费2200元。因为托儿所就在居民小区里，加上接送孩子的时间相对灵活，只要提前打招呼，晚上和节假日也可代为照看孩子，所以满足了不少上班族父母的需求。

该负责人介绍，自己也是位妈妈，以前曾有幼教的工作经历，托儿所里还有两名老师和1名厨师。不过，两名老师并无相关的资格证，对此，她解释说：“这些老师年龄比较大，都有丰富的育儿经验，比刚毕业的幼教老师更有经验和耐心。”

对于办学资质，这名负责人没有正面回答，只表示按现行规定，即使想申请，也只能在工商部门以教育咨询公司的名义注册。

至于场地，这家托儿所设在某居民楼6楼一间150平方米的住宅内，被问及是否可能存在安全、卫生隐患时，该负责人也只是口头承诺没有问题，家长可以放心。

亟待破解的难题：发展托幼考验各方智慧

为了适应“全面两孩”政策，各地相继修订了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在98天产假的基础上，均增加了生育奖励假或延长产假，然而，休完产假后，一些妈妈还是难以做到家庭事业兼顾，这也成了她们回归社会的一道门槛。

这种焦虑在妈妈群里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许多妈妈群里，托幼一直是热门话题，话题一抛出，往往一石激起千层浪，吐槽孩子没人看、咨询托幼经历、介绍育儿嫂和托幼经验……现实中的陌生人，因为共同的焦虑与困惑找到共鸣。

“如果现在还有我们小时候父母单位办的那种托儿所该多好，孩子就不愁没人带了。”一名怀着二孩的妈妈已经在关注托幼信息。生完老大后她辞职带娃，如今新工作刚步入正轨，再无时间和精力全天看护二孩。

社会上建议恢复托儿所的呼声日趋强烈，与之相对应的是，这些原来由政府、单位、街道办的托儿所早已成为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曾大规模配置托儿所，不少城市里长大的“80后”都曾享受过福利性托幼服务，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企业、机关附属的托儿所纷纷关闭，旧有的农村、街道托儿所也大多消失。

教育部2005年第二期《教育统计报告》指出，与2000年相比，五年间集体性托幼机构减少了56668所，锐减70%。

建立0～3岁婴幼儿照料社会化服务体系，鼓励社区、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参与发展托幼事业，探索以社区为依托的0～3岁幼儿看护服务网络，提供多种形式的婴幼儿护理照料服务的社会呼声日益高涨。

上海市总工会去年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74.2%的职工希望孩子入托，八成多职工赞成企事业单位办托儿所。少数企事业单位也有自办托儿所的愿望，但多数没有条件。场地缺乏、责任和风险太大、资金缺乏、本单位职工需求不明显、审批复杂、门槛较高等都是单位不愿意自办托儿所的原因。

事实上，各方试水已经开始，但问题也不容忽视。

目前我国托育市场尚无明确的审批和监管部门，社会开办或企业自办的托幼机构很难获得审批许可，取得合法身份。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一社区托幼机构就因未取得教育教学服务的资质被叫停。该机构开办6年来一直在寻求各种方式取得0~3岁婴幼儿托管机构的资质，均因区教委尚无相关审批难以完成。

此外，一些社会举办的托幼机构只能租住在社会楼宇或居民小区，缺乏足够的户外运动场地，开在居民楼里还容易扰民。幼教资源短缺，社会上的育儿嫂、“临时保姆”“保育妈妈”等从业人员的素质也难以保障。

解决托幼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考验着各方智慧，但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如今，孩子将满3岁，早已渴望回归职场的刘女士也准备重新就业。为回归职场后能迅速适应，这两年她一直没敢停止学习。尽管没有生二孩的打算，刘女士还是希望能够建立更多公立普惠性的托幼机构，让“孩子无处安放”不再成为妈妈们的痛点，“当代女性都有独立意识和事业追求，希望公立的托幼机构越多越好，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妈妈不那么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