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奇葩证明就是懒政思维

□ 木须虫

近两年来，为已经毕业的学生开具入学、就读、毕业等证明，已经成为贵阳中医学院学籍科老师谢譞的“家常便饭”。许多用人单位核验毕业生档案后发现缺失入学等材料后，便让毕业生回校开具相应的证明，这导致谢譞两年来开具了七八百份入学证明。谢譞称，毕业证、学位证本身足够能证明学生的学籍信息，呼吁用人单位尽量不要求毕业生回来开这类证明。(11月21日《北京青年报》)

要毕业生回学校开具有关学籍与学历的证明，如同要求居民向派出所开身份证的证明一样，属于用证明来证明的错位逻辑，且不说这样的证明有多大的作用，用人单位简单的一项规定，便给相关的院校和众多毕业生带来了诸多不便，造成大量不必要的负担，某种程度来说也是扰民之举。

事实上，毕业证、学位证本身就是学历与学籍信息的证明，而且具有法律效力。并且许多毕业生从院校毕业后，无论是通过考录，还是当年的分配，进入机关事业单位，其在校有关的档案必然转入用人单位，本身应当是完整的，能够证明毕业生的学籍信息，无须再开具证明。如果用人单位核验和规范个人档案，包括学籍、学历的真实性，从逻辑上讲，不能让个人去自证清白，核验的责任不在个人而在管理者。而随着学籍学历学位管理的信息化，近20年毕业的毕业生相关信息都可以实现网上信息查询，用人单位完全可以据此进行检验，作出结论备案备查。显然，用核验责任转嫁给个人，首先是一种懒政行为。

此外，对学籍学位档案材料的缺失“一刀切”地界定，本身也很机械，每个毕业生因院校不同、毕业的时间不同，档案材料的构成自然会有所不同，只要这些材料能够相互佐证，可以判定学籍学历的相关信息，事实上没有必要再补什么学籍的证明，相反，制定一个机械的学籍学位材料清单目录，让档案来削足适履，未尝不是机械主义，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用学校的证明来证明用人档案学籍学历信息，是近些年奇葩证明屡简不止的又一缩影。奇葩证明何其多，根源并不是简单的部门作风问题，而在于管理的思维与方式对行政命令与管控的惯性依赖，将应当负有的信息核验、信息协调沟通的责任，不加节制地推给管理和服务对象以及关联的机构。因此，要让奇葩证明绝迹，关键还在于破除和矫正这种懒政思维，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进一步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杜绝不必要证明在工作中出现；同时，进一步转变管理与服务的工作方式，推进管理信息一体化，让信息流转通畅起来，强化个人信用机制的运用，彻底摒弃证明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