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婆媳关系与农村家庭变迁

电视剧《婆媳大事》通过京郊一家四代婆媳的情感碰撞，力求为观众展现出一幅绚丽的农村生活画卷，同时也折射出京郊农村的巨大历史变迁。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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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媳关系是在父权制家庭背景下产生的。父权制家庭的权力不平等体现在代际之间，这造成了婆媳两代人关系的不平等。随着社会转型和家庭制度变迁，家庭代际权力有下移倾向，婆媳关系也逐渐发生了逆转。在农村，人口流动对婚居模式、儿童养育模式和养老模式造成冲击，促使婆媳关系产生陌生化趋势，这反映出主从型的家庭关系逐渐让位于平等型的家庭关系，也揭示出家庭内实现性别平等的双重含义。

■ 高修娟

婆媳关系自古以来就是家庭关系的难点，也是家庭关系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婆媳关系的迷思被费孝通称为“女性情结”。然而婆媳关系却并不是个人事件，而是在父权制家庭背景下产生的，父权制家庭中以男性的父子传承作为家庭的核心，家庭中的女性则依附于男性，形成了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同时，父权制家庭的权力不平等还体现在代际之间，并造成了婆媳两代人关系的不平等。因而在传统的父权制家庭中，等级性家庭关系原则之下，婆婆拥有控制儿媳的权利。在当代，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家庭制度变迁，家庭代际权力有下移倾向，子代的权力逐渐高出父代，婆媳关系也逐渐发生了逆转。

人口流动促使婆媳关系走向陌生化

有田野调查显示，婆媳关系逐渐由传统的婆婆掌权向媳妇掌权过渡，而在农村，人口流动带来的巨大影响，深深冲击了婆媳共处的空间，促使婆媳关系发生陌生化的趋势。在农村，年轻夫妻外出务工，老人和小孩留守家庭的情况随处可见，因而“流动的媳妇和留守的婆婆”成为婆媳关系的常态，居住空间距离的拉大使得婆媳共同生活的机会大大减少，因而减少了婆媳冲突，造成了婆媳关系的陌生化。尽管有多种因素作用，人口流动带来的影响最为巨大。人口流动对婚居模式、儿童养育模式和养老模式的冲击，是影响婆媳关系的最重要的三个方面。

居住制度对婆媳关系的影响在于，它决定了婆媳初始生活的空间距离。特定的家庭制度必然会有与其相适应的居住制度，在传统父权制家庭中，从父居是主要的居住制度，这种制度要求女性同其丈夫的家庭一起居住，即便小家庭分家后仍要同村居住，但仍旧是从夫居。在婚居制度方面，最主要的变化是从父居逐渐消失，从夫居仍旧延续下来，即女性仍旧要嫁入男性的村庄。

不过，人口外流极大地冲击了这种居住模式，尽管在婚后，女性要住在男性的村庄，但由于婚后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年轻夫妻需要外出谋生，各种形式的新居住制度已经悄然实施，使得从夫居制度名存实亡。尽管为儿子娶媳妇建新房仍旧很流行，但是新婚夫妻很少居住在这样的新房里，村里的新屋往往在结婚后不久就荒废了。年轻夫妻在务工地租房居住，一旦经济条件允许，就会在城市购房。暂时的新居制，给婆媳两代人都留下了充分的空间，在两代人都未进入老年期时，两人都承担重要的经济责任，而这种新居制，无疑适应了女性外出工作经营的需要。

在父权制的家庭制度下，儿童抚育是需要婆媳两代人参与的事情。但在人口外流严重的农村，结婚生子后，夫妻两人往往将孩子交给男方父母，继续外出务工。婆媳关系发生一个新的变化：婆媳平时并不生活在一起，一年仅有为数不多的几次，媳妇回家看望孩子和老人。这往往使得婆媳关系融洽，媳妇往往认为婆婆在家带孩子辛苦，在回家时给婆婆带回礼物，给予经济资助，而婆婆也会认为媳妇在外挣钱不容易，在不多的相处日子中和和气气，相敬如宾。人口外流带来了农村家庭在抚育儿童模式上的变化。本来父母是主要抚育者，现在是老人作为主要抚育者。

传统父权制家庭中，孝道是最为重要的家庭价值，然而当代家庭中表现出来的却是孝道的严重衰落，在农村，由于人口外流，家庭的养老功能更加萎缩。传统时期，老人与儿子的家庭生活在同一村庄，儿子在分家时就规定了养老的义务。如今，老年人的养老主要是依靠自养。老人在尚有劳动能力的时候，总是通过务农或者打零工的方式自己养活自己，尽量不给子女添麻烦。儿子家庭对父母的养，主要是提供基本生活资源。只有在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才会依靠子女照顾。这种养老困境迫使老人设法积蓄资源，自谋生路，或者寻找其他可替代的赡养者，如依靠女儿养老，去养老院养老或者购买养老服务等。

婆媳关系变化折射家庭关系趋向平等

婆媳关系变化的背后反映的是家庭制度的变迁，在新婚夫妇居住制度、儿童抚育和养老的安排上的制度变化，这三个方面的安排是家庭制度中对婆媳关系影响最大的，因为这三者直接影响到婆媳生活空间的远近，并对婆媳家庭生活的方式作出指导性的安排，直接影响到婆媳关系的变化。婆媳关系的弱化反映出一个基本的事实，主从型的家庭关系逐渐让位于平等型的家庭关系。

平等的家庭关系不仅反映在夫妻关系上，同时也反映在婆媳关系上。无论是婆婆还是媳妇都在强调生活的独立性和自己所在核心家庭的利益，婆媳关系不再是以其中一方为主导，而是在特殊时期的互助与合作。婆婆在儿童抚育上的帮助获取媳妇在养老上的帮助。而在其他生活时期，则各自独立生活。学者杨宜音指出，家庭关系建立中交往性取代先赋性时，婆媳关系变成一种可“根据自己的真情来建立、发展和中断交往，理解各自保持或中断的意愿，婆媳之间就变成独立的交往中的普通个体……婆媳关系的意涵将与一般人际关系的意涵相同。”平等型的婆媳关系将是未来家庭婆媳关系的主流，符合当前家庭变迁的新趋势。

婆媳关系变化反映出性别平等的深层含义

婆媳关系变化不仅是家庭制度变迁的指示器，也反映了性别平等的深层含义。婆媳关系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媳妇地位的上升和婆婆地位的下降，而人口流动引发的婆媳关系的陌生化，似乎带来了两代女性的独立和平等，但从性别关系角度来看，这种平等的含义却更加复杂。

一方面，儿童照料无论是由婆婆承担还是由媳妇承担抑或两者合作，都只是家庭照料劳动在女性之间的分配，男性参与并未明显提高。代际权利的更迭，带来的更多是子代男性权力的提升，而非女性权力的提升，媳妇仅仅是“以家庭成员个体和下代身份获得的‘顺手牵羊’式的成功，绝非是纯粹的女性的胜利。”

但从另一个方面说，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作用日益提高，在家庭事务中的权力也随之增大，多种形式的新居住制度正是这种女性权力的象征。这有待于户籍制度的改变，将暂时的新居制变成永久的新居制。婆媳关系将弱化得同男方和女方父母的关系一样，男女双方的父母和小家庭的关系逐渐对等。

（作者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