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平台被诉利于实现“谁污染，谁治理”归位

□ 堂吉伟德

9月1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起诉百度外卖（北京小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美团（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饿了么（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三家外卖平台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案。（9月24日《新京报》)

据艾媒咨询统计，2016年在线订餐用户规模达2.56亿，按照每人每天订购一份外卖计算，其中至少分别产生2.56亿个餐盒和塑料袋。外卖垃圾的持续增长，已然形成了围城之势，而外卖餐盒材质PP5（聚丙烯）的成分标准尚不明确，分拣成本居高不下，外卖餐盒无法实现有效循环使用。在环保支撑体系尚未建立，而十年限塑令越限越多的态势下，公益组织起诉外卖平台让其履行环境保护责任，则具有以需求侧改变供给侧的作用。

环保组织的诉讼请求为：一是平台方改变浪费资源、危害生态环境的经营模式；二是实行明码收价和提供多种选项，尊重消费者的选择权；三是对已造成的污染进行补偿。就现实来看，这一诉求具有合理性也应当得到重视。尽管存在生态损害量化难、平台责任定性难和外卖餐盒成分标准不确定等客观因素，不过该案从消费者权益入手进入环保领域的破坏认定是个新尝试，强化平台方的环保责任也抓住了环境污染止损的“七寸”。

从限塑令的失败经验来看，最主要的教训在于没有实现责权利的一体化，企业一方没有真正履行应有的责任。除了超市执行收费措施较好外，其他责任主体未能履行必要的责任，塑料制品的限制性使用原则未能充分体现。究其原因，源于倡导性要求不具备强制性，是否实行明码标价，是否给予消费提醒，是否满足消费选择，都没有得到明确的落实。反之，诸如外卖平台在消费选项上，默认所有用户必须使用一次性餐具，用户没有选择权，既是一种经营上的缺陷，也是略带强制性消费的误导。

事实上，如果采取强制性或者统一性的做法，外卖平台少一点成本因素的考量，而多一点环境保护的意识，则限塑令的尴尬完全可以避免。限塑令效果有限，就在于有要求而无督促，有禁项而无罚责，驱动机制不足，企业和商家的第一责任并未能落实到位。有鉴于此，以公益诉讼方式并从消费环保入手，既能达到警示教育的功能，又能起到实质上的鞭策促进。一旦环保组织的诉讼请求得到支持，外卖平台的经营缺陷得到弥补，造成的环境污染获得了补偿，继而建立可持续性的生态维护与环境治理补偿机制，对白色垃圾的防控与遏制就能起到制度支撑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透过公益诉讼的开展，能再度引发全社会对环境保护的关注与重视，并由此形成全民参与和社会共治的共识，为下一步实施源头控制创造条件，最终实现“谁污染，谁治理”的责权归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