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职业化需有制度约束

□ 简云

《新华每日电讯》近日报道，贵州石阡县试行“合作社分红+村干部职业化”制度，提取村集体合作社利润的10%，作为管理人员报酬，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报酬从每月1800元提高到每月3612元，集体经济分红高的村庄的村支书甚至月薪过万，“相当于在收入上享受国家干部待遇”。

事实上，村干部职业化，能够拿到和乡镇干部差不多的工资，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些村庄几年前就已经试行。一位农村问题专家2015年在浙江绍兴柯桥区调研时，就发现柯桥区村主职干部工资达到了一年8万元，该地当时正推行村干部的正规化、职业化。根据这位专家的调查，上海和苏南农村，村干部的职业化和正规化则达到更高的程度。显然，这一制度的推行，和当地经济的发达程度，尤其是村集体经济是否有实力相关。如今，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村庄也开始试行村干部职业化，似乎在传递一种信号，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村集体经济的壮大，推行村干部职业化或将成为趋势。

村干部职业化无疑能提高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也能提升村庄管理水平，就如报道所说的那样，石阡县的做法，改善了村干部们的待遇，“使他们心无旁骛干工作，真正成为脱贫致富、集体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村干部们有积极性当然是好事，当村干部向来待遇低，责任大，任务重，提高他们的报酬很有必要。村干部待遇低，是因为他们却并未纳入公务员序列，无法享受国家干部待遇，只能拿补贴而非公务员标准的工资，如今试行村干部职业化的地区以从集体经济中提取利润来增加村干部的报酬，可谓用变通的方式来提高村干部待遇。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因为不是公务员，也非国家干部，村干部们便不受国家有关干部制度的约束，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国家干部不得经商办企业，但村干部却可以，不但可以，而且还受到鼓励，因为村庄致富需要带头人，上级政府和村民都希望选出能人来带领村庄发展，所以很多村干部都是当地的能人和富人。当村干部们只拿着少量的补贴，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资源办企业，搞合作社，带领村民共同致富时，他们会受到村民的欢迎和尊重，但如果既享受着接近于国家干部的工资待遇，又经商办私企，显然是两头利益均沾，有违公平，难免引发村民的疑虑和不满。

虽然有许多村干部为了带领村庄致富，不惜拿出个人资金投入村庄项目，赢得村民信赖；也有村干部并无私企，一心一意为村民服务，但毋庸讳言，权力也是一种资源，村干部身份也让一些村干部在为自己的企业争取项目和资金时获得更多的便利，如果他们成为职业化的干部，却依然坐享个人经商的利益而不受干部制度的约束，很有可能成为乡村的特殊利益群体。

目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正在全国推开，在已经推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试点地区，我们可以发现，表面上是“政经分离”模式，即村“两委”和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账目分开，但管理者却基本是一套人马，村支书或村主任往往同时担任合作社理事长。而在村集体经济发达的村庄，村主职干部也通常是村办企业或集团的负责人。这种状况其实更像是“政经合一”，如果村干部们同时亦拥有自己的企业，那么利用职权谋私利是很容易的事。

所以，笔者认为，推行村干部职业化，需要一套相关的制度约束，如果让村干部在薪酬上享受类公务员待遇，则有必要建立一套有针对性的村干部管理制度，对他们的经商、兼职等做出相应的规定，既提升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又让他们真正做到“心无旁骛”，有效防止以权谋私等贪腐行为的发生。只有制度做保障，村干部职业化之路才不会走偏，农村基层组织才能更加健全，村干部也才能赢得村民信任，真正成为一心一意带领村民发展的“火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