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怦然作响的坐标

别处正有美好葱茏萌发，世界仿佛充满了风景，而这种追寻的过程太过迷人，贯穿了我接下来的一生。

■ 李咏瑾

海拔越高的地方，国旗越是被风吹得“嘣嘣”响。

我后来在成都平原读书，再没遇到过那么大的风。而在我曾经待过的那个残破的幼儿园，位于海拔3000多米的山巅，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跋涉在四川山区的勘探大队所建，环境艰苦，勉强用来寄宿再也无法跟着父母颠沛流离的孩子们。这里终年大风，山石凄清，门口的国旗，是唯一猎猎的红。

离开了父母，时年两岁的我提前20年过上了“独立”的生活，其实习惯了那种生活之后，并没觉得有多苦，实际上再苦的生活只要你努力咂吧，总能咂出一些甜味来。

比如起风的时候，大风往左边吹，我们的铁皮房子就往左边偏；大风往右边吹，我们的铁皮房子就往右边偏。孩子们像小猪一样挤在咯吱作响的人字屋顶下心惊胆跳，一会儿就“哗”地惊呼起来——园长藏在柜子顶端的薄荷糖罐终于翻倒下来了！

园长过来清查糖果失踪事件时，我正圆圆胖胖地坐在门槛上仰头看着国旗。那时的我还没有“信仰”“热爱”“高大上”等概念，总觉得我们幼儿园里存在着这么一件与吃穿住全无关系的事物，每周星期一早上还有一个郑重的升旗仪式，“好气派啊！”

“喜欢看国旗吗？”园长对小小的我特别和气，我嘴里鼓鼓囊囊地藏着好几粒薄荷糖，心虚地不敢看她。

“幼儿园里的‘大姐’都在笑我呢，我知道。”她指的是那些不识字的烧饭大妈，她们在背后议论她，“知识分子就是臭毛病多。”

“选竹竿、砍竹子、打洞穿绳子，再把它固定到地上当旗杆，费了她们不少事，大家都抱怨没什么用。” 她蹲在我的身边和我一起仰头看着那面旗帜，好像突然忘了薄荷糖的事：“但我觉得还是有用的。”

“每一个真正的学堂都该有一个升旗仪式。”她摸了摸我的脑袋，“你以后总有一天会去一个真正的学堂，那个时候不要忘记，你第一次迈进的这家幼儿园，虽然小，也是有国旗的。”

这个细节被我遗忘了很久，直到多年以后看电视，南极科考队员把国旗插在荒无人烟的雪原上，还有首次登月的宇航员费劲地将旗帜固定在茫茫星辰上，我的内心总会怦然作响。

现在想起来，园长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孩子们的内心是世界上最宽阔的原野，首次对这个巨大的世界开启懵懂的认知时，都需要一个极富仪式感的坐标。

树立信仰，这是生而为人，于吃喝之外，在“存活”与“生活”之间第一个微妙的分野。

有时想想，到底是谁、又依据什么标准，将世间之事分作“有用”和“无用”的呢？吃喝有用，名利有用，那学识、修养、美德乃至信仰，如果无法用来兑换名利，是否都是“无用”？

时间倒退回去30年，还没有“无用之美”这个提法，岂止不会欣赏，在那时的基础教育里，很多人都还觉得“读书无用”，不是还流行过什么“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吗？父母对我们最大的期待是完成九年义务制教育，再去读个技校，那时参加工作最常见的方式，除了“包分配”以外，还有一种 “接班”：本系统的孩子长大以后全部回到本系统，从父母手中接过那个略带微温的饭碗，司机的孩子还是司机，操作工的孩子还是操作工，就这么一成不变地延续下去，成为计划经济时期最典型的就业形态。

如果让我选择的话，小小的我其实想去动物园工作，那就不用买门票了！可是想到父母都是艰辛跋涉在大山深处的勘探队员，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心直口快的园长在课堂上对着我们交上去的作业大发脾气。

作业的题目叫《长大以后想做什么》，一多半的孩子老老实实写下：测量工、仪表工、勘探队炊事员……有个别心思活络的孩子想去冰棍厂。

“你们就没什么别的愿望吗？”

孩子们面面相觑。除了在父母身边的耳濡目染，我们不太知道自己长大后还能做什么。

园长叹了一口气：“所以还是要多读书开阔眼界，不管以后你们念不念大学，多读一点书总是好事。”

“不上大学还看什么书呢？”有个别胆大的孩子发问。

“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有用’才做，人生何其辽阔，如果很早就下定决心只追求眼前那碗饭，那终其一生也不过只得这一碗饭。”

“老师平时在课堂上给你们读过这么多故事书，比如科学家、医生、歌唱家，那不仅仅只是故事！只要你们愿意去追寻，那就是你们未来真真切切可以过上的生活。”

园长是我们这个偏僻的山乡里唯一去北京念过师范的人，虽然她最后又嫁回了乡间，只能在我们这样一个“野生幼儿园”执起教鞭，但那一刻，她脸上的神色是一种真正近乎“传道”的郑重，且并没有管这种“道”下面的小屁孩是否能够懂得：“人生可以小如一只火柴盒，天地间也可以大得无穷无尽，没有哪一种生活会比另一种更好，但首先要自己有能力去选择。”

有孩子怯生生地举手：“那我能像您一样站上去给其他孩子讲这样的话吗？”

“可以啊，你长大后成了老师就可以。”

教室里鸦雀无声，即使我们听不懂，仍然被这些陌生的思想里闪烁的“黄金”深深地震住了。虽然我们还没见到，但是别处正有美好葱茏萌发，世界仿佛充满了风景，而这种追寻的过程太过迷人，贯穿了我接下来的一生。

园长叫我起来时，我决定先把我那个“动物园”的理想放一放，“我，我能做那个写故事书让您念的人吗？”这是当时穷尽我的想象力能够想到最有意思的事了。

园长笑了，“有一种职业，叫做作家。”

20多年以后，我加入了作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