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评论员 莫兰
日前,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举办了一场名为“发现父亲”的论坛。论坛上,市教科院家教中心发布了《小学生父亲参与的问题与对策调查报告》,认为“父亲缺席”“父爱缺失”的现象已较为普遍,父亲参与程度按间接支持、教育规划、教育约束、陪伴互动、学业辅导、生活照料和家校联系依次递减。(6月20日《新闻晨报》)
这份报告最值得关注和耐人寻味的是,它揭示了“父亲参与”的“结构性缺失”现象: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父亲更多地担任“供养者”而非“养育者”的角色。而究其根源:工作是父亲参与的关键性阻碍因素。具体而言,在“教育约束、陪伴互动、学业辅导、教育规划和家校联系”方面,文化程度高的父亲参与度更高;而在“陪伴互动”和“间接支持”这两个维度,收入低的父亲反而表现得更好。这样的结果既有些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受教育水平更高的父亲自然更认同教育的重要性,也更能在这方面“说得上话”,而低收入的父亲或许因为工作并不是人生的重心,从而有了更多时间和精力来陪伴儿女。这也从旁佐证了工作是阻碍父亲参与的关键性因素。
一直以来,社会对两性成功的定义迥异,于男性而言,成功即事业有成;而在过去,女性只有家庭幸福才算成功,如今又加码为“必须兼顾好家庭和事业”。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传统二元对立的家庭角色分工模式对于男性的定位都是“主外”的“供养者”角色,要求他们只需而且必须扮演好这一角色,才能算是好父亲。至于“养育者”,那是女性的“与生俱来”的“角色”与“天职”。一旦这种角色分工出现违反传统的偏差,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同,重则招致口诛笔伐。这样的价值评判导致男性不得不树立坚硬刚强勇猛的硬汉形象,努力打拼,追求权势、地位,以迎合世俗的标准,从而在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中缺席,失去了享受天伦之乐的幸福和成全生命圆满的机会。
诚然,如今有越来越多的父亲已经开始觉醒,他们像瑞典男性一样,迫切要求“享受父职,还我以生命圆满的权利”。就在几天前的父亲节这天,新手爸爸、广州媒体人尼德罗发文大声高呼《我愿做一个全职父亲》。他自信掌握了独立育儿的技能,妻子能够做自己的超级替补,即使面临事业中断的外部挑战,也坚定地不改变选择。他将对全职父亲价值的评价上升到了“事业助推器”的高度:“若干年后,假如我不小心获得了一点社会成就,那一定与这一段全职爸爸的经历密不可分。”如此“高调”的全职父亲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这彰显了越来越多的男性正在努力突破二元对立的家庭角色分工樊篱,重新定义全职父亲的贡献。
然而,仅靠自我意识的觉醒还远远不够,远不能扭转强大而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阻力。男性要实现从“供养者”到“养育者”的转变,需要社会支持系统的完善。其中,转变教养观念是前提,开展针对性的教育活动是条件,发挥社会舆论的正确导向作用是动力,完善相关法律和制度建设是保障。尤其是各地近年来一直在探索建立完善的亲职假、共同育儿假政策,这从制度层面为父亲参与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在观念引导方面也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父亲参与”,不只是父亲的责任,更是全社会的责任。而只有一个性别平等、保障全面、支持有力的社会,才能产出优秀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