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曙光

大学时的展爱华（一排中间）。

工作中的展爱华。

去年4月，回到母校的闫海群。

下放时的闫海群（左一）。

□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王蓓

一

很多年后，闫海群依然会时常想起1978年1月那个寒冷的冬天里，父亲颤抖着双手从邮递员手里接过女儿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时，那张饱经岁月磨砺的脸上无法掩饰的狂喜和全身瞬间迸发出的像是年轻了十几岁的矫健：“他捧在手里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一抬腿就骑上家里的二八自行车，带上我和母亲，一路飞驰，到合肥四牌楼当时最好的一家糖果店买了一大包最好的糖果，在偌大的江淮仪表厂里，逢人就散。别人张嘴刚问：‘老闫，今天怎么这么高兴？’他手里的糖果已经塞到人家手里：‘我闺女考上大学了！’”

“海群丫头考上大学了！”1978年冬日的那个午后，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像是插上了翅膀，迅速“飞”遍了这座国有老厂——江淮仪表厂的每个角落。

那一年，闫海群19岁。

此前，这个个头高挑、爱说爱笑的大眼睛姑娘，刚刚结束了在长丰县高塘公社两年半的知青生活，经过1个多月的突击复习，在1977年12月的高考中，被淮南煤炭学院（今安徽理工大学）录取，成为众人眼中的“幸运儿”和“天之骄子”。

当时几乎没有人可以预见，时隔十年，高考的“车轮”会再次向前滚动：1966年“文革”开始，高考制度废除，数以百万计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必须满两年才能有招工或者当兵的机会。高校不再面向社会公开招生，仅有的读大学机会，必须以工农兵学员的机会，通过推荐得到。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恢复高考。一个多月后，570万名年龄介于十三四岁到三十六七岁的应考者涌入考场，最终，27万多名“佼佼者”以4.8%的“史上最低录取率”，在高考恢复后首批走进大学课堂。

作为27万人之一，闫海群的人生轨迹从此改变。“如果不是恢复高考，我或许会跟我的一些同学一样一辈子扎根农村，或许会像当时江淮仪表厂的很多下放知青一样，通过招工回城，走进不知道哪一家企业或单位工作一辈子，又或许会在父母退休后顶替他们的岗位回到江淮仪表厂。总之，命运会与现在截然不同。”今年5月末，在上海的家里，58岁的闫海群和爱人享受着退休后的闲适和惬意——自2006年儿子大学毕业后到澳大利亚留学、定居后，每年到澳洲与儿孙共享几个月的天伦之乐，让原本可以到60岁退休的闫海群决定提前退休。

即便早已远隔40载，说起1977年冬天的那场“高考”，年近花甲的闫海群和爱人依旧热血沸腾——对于这对曾经天各一方，因为恢复高考而重新走进课堂，并在大学校园里相识相恋、相伴一生的夫妇来说，40年前的那场高考是他们人生的转折点和新起点，更是他们此生“难以忘怀”的共同回忆。

这个5月，我还见到了62岁的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展爱华和58岁的合肥市第八中学英语教师钱敏。20世纪70年代，她们在同一段历史中沉浮，前途未卜。直到40年前，她们以奋力一搏扼住了命运的咽喉，于千万人中获得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她们的人生轨迹也在这里转弯。

初夏凉爽的风拂过面颊，也轻轻拨动着她们青春岁月里的记忆之弦。

二

展爱华的聪慧，在她的初高中同学群里有口皆碑。直到前两年的同学聚会，大家在一起畅谈过往时，依然会说起：“在咱们女同学里，展爱华最聪明，数理化好得不得了。”

展爱华的父母都是20世纪40年代的老大学生，“每天晚上吃完饭后，母亲收拾完饭桌，我们一家四口一人占据一个桌角，父亲母亲看书、看报，我和弟弟做作业。”“书香”家庭的熏陶，让展爱华即便身处那样混沌的年代，心里依然坚守“大学梦”。

“初中毕业的时候，我爸说，恐怕以后没有高考了，你成绩好，去读个中专，早点出来工作吧。我使劲摇摇头，我爸就没再提。他知道我想考大学。”1974年2月，19岁的展爱华高中毕业。在那样的年代里，“胸怀美好的青春理想，腰揣红宝书，戴着大红花，胸怀一腔热血，在欢送的锣鼓声中告别亲人，去到广阔的农村天地里炼一颗红心”，是知识青年共同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从省会合肥来到地处皖北的宿州市（当时还是宿县）大店公社，展爱华带上了最爱的一本书——苏联版的《趣味数学》：“那时候的我们，没人知道未来在哪里，只是因为喜欢数学吧。”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的诊室里，62岁的展爱华在看诊的间隙，回答我的问题。或许是理科生的“惜字如金”，那些脑海中翻腾的记忆到嘴边，常常只有凝练的几句话。

在皖北广阔的农村，初来时“细皮嫩肉，在家连家务都没干过”的展爱华，学会了割麦、插秧、点花生……她的肤色从白皙变得黝黑，昔日握着钢笔的手被粗糙的镰刀把和各种农用工具磨出了血泡、结出了厚厚的老茧。第一年过年回家，展爱华挑着公社分的40多斤花生、40多斤蚕豆和粉丝，一路辗转回到家时，母亲几乎认不出眼前这个黑黑壮壮的女孩，就是自己才分别一年的女儿。

或许是知青点里不同于城市里政治色彩浓郁、丰富多彩的劳动生活，让她们在辛苦劳作之余多出了很多的新奇感。时隔多年，同样有着下放劳动经历的展爱华和闫海群，回忆起自己的知青生活时，更多的是觉得有趣，“特别是带着自己劳作成果回家时，满心是已经可以自食其力的骄傲。”

知青生活的磨砺，却也让展爱华心中曾经坚守的“大学梦”变得模糊不清。在1976年，一次招工回城的机会和一次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机会都被人顶替之后，“未来”与“前途命运”在展爱华面前越来越不可捉摸。而下放到长丰县高塘公社时，只有17岁的闫海群，对自己的前途命运，也似乎还没有过多的思考。

看似不动声色却心急如焚的，是她们的父母。

三

闫海群的父亲是南下干部，前半生参军、打仗，只在部队的时候上了几年识字班，文化不多，对知识却有着超乎寻常的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老闫转业到了湖北，之后又随着单位合并，来到了合肥新成立的国有“军工企业”——江淮仪表厂，成了厂办子弟学校校长。

20世纪60年代末，这位对党和国家一生忠诚的老革命“差点被抄了家”，却一直坚信，“国家不会一直这么混乱下去，黎明的曙光一定会很快到来。”所以，女儿下放时，老闫特地叮嘱她把课本带上，“千万别荒废了”。

17岁的闫海群似乎没有理解父亲的叮咛，兴高采烈地来到知青点“把一帆布箱子的书放下，就没再打开过”。直到1977年10月末，正在地里干农活的闫海群收到了父亲发来的电报：高考恢复，赶紧回城复习。

来不及收拾，闫海群跟公社请假，连夜往回赶。到家时，父母已经把家里套间的里间收拾出来留给女儿，书桌上，整齐地码放着父亲从厂里宣传科、图书馆等各处收罗来的复习资料：初高中课本、手抄的、油印的，一应俱全。

与闫海群同时往家赶的，还有远在宿县农村的展爱华。“父亲生怕公社知道我要回城参加高考不放人，就发了个电报，说我母亲病重，让我回城探病。”心急如焚的展爱华连夜赶回家里，前脚刚进门，就迎来了父亲的“重磅消息”，一旁的母亲递上了一张早就办好的安徽大学“听课证”。

那一年，三个女孩里最早得到高考消息的，或许是身体有残疾、高中毕业后就待业在家的钱敏。钱敏的父亲是江淮仪表厂的外文翻译，钱敏直到10岁才从新疆回到父母身边：“其实是出生时髋关节发育不全，几岁的时候被庸医误诊为先天的小儿麻痹，父母无奈放弃了治疗。直到成年以后才确诊髋关节脱臼，可惜骨骼已经成型，早已经过了最佳治疗期。”

在过去40多年里，钱敏一直承受着双腿带来的疼痛与不便，也在1977年2月高中毕业时“躲”过了知青下放。待业在家的钱敏百无聊赖，“一直待在家里也没有出路啊”，母亲到处托人在厂区附近的汽车修配厂给钱敏找了个工作。“既没技术，身体也不行，能干啥？”两个月后，自觉“毫无贡献，连工资都不好意思去领”的钱敏主动离开了汽车修配厂。“或许是冥冥中注定吧”，梅山路二小（有初中部）正缺英语代课老师，“虽然是个临时工，倒也适合我的身体状况。”

1977年春末，做翻译的父亲突击教了钱敏几天英语后，这个“在初高中几乎没有学过英语”的姑娘，成了初中英语老师。“当时就想着，先这么干着吧，未来在哪儿，谁知道。”18岁的钱敏简单乐观，对于未来没有期许。不过，很多年后，钱敏一直感谢那段代课时光：“当时，教物理的一位同事，经常给学生解题，我忙完手头的事就在旁边看，居然越看越入迷。这段经历无疑为我参加高考打下了很好的理科基础。”

半年后，封闭了10年的“通道”一朝开启，几乎同一个时间，三位女孩和全国500多万来自各行各业、不同年龄、身份的年轻人一起，重新拿起书本，夜以继日地复习，试图奋力一搏，扼住命运的咽喉。

四

每天将近20个小时的复习，拼命地做题、背诵，给了三位女孩重新走进考场的勇气。

闫海群至今记得，1977年12月10日一大早，母亲给她穿上崭新的大棉袄，和父亲一起送她上了江淮仪表厂送考的大卡车。“三辆大卡车载着满满的江仪厂子弟，缓缓驶出工厂大门。我们激动地朝送考的父母挥手，仿佛即将奔赴战场的战士，满怀希望又忐忑不安。”卡车上，她见到了同是江仪厂子弟的钱敏和她的姐姐钱萍，她们相互打气，走进不同的考场。

此时，距离她们百公里外的宿县（今宿州市），22岁的展爱华和大店公社100多名参考者，也已经坐在宿县师范学校的考场里，准备答题。

12月的安徽早已寒冷入骨，但在这场历史上唯一一次在隆冬举行的高考中，人们几乎忘记了天寒地冻。“高考恢复”的曙光和暖阳，让每个人都暖意融融、充满希望。而在这场决定着她们未来前途命运的考试中，三个女孩无一例外，在二选一的作文题中选择了《攀登》一题。

“科学有险阻，只要肯攀登”。在经历了十年浩劫，险些虚度了整个青春之后，“攀登”，是她们对未来最好的回答。

语文、数学、政治、理化（理科）、史地（文科），三天的考试倏忽过去，三个已经填写高考志愿的女孩在焦急中，安静等待命运之神的回答——1978年1月，展爱华拿到了第三志愿安徽医科大学医疗系的录取通知书；“服从分配”的闫海群拿到了淮南煤炭学院机械系矿机专业录取通知书；钱敏失利。而当年，偌大的江淮仪表厂，也只有三个人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不过，暂时失利的钱敏，很快就迎来了命运的二次眷顾。1978年4月，《人民日报》又刊登了7月再次高考的消息，改为全国统一出题，教育部还编写了复习大纲。这一次，钱敏达本科线，并在恢复高考后首次加试英语中，凭借78分的英语高分，被阜阳师范学院英语系录取。

如今，因为中国当代史上不同寻常的高等教育现象，77级、78级大学生已经成为一个“共名”——她们在一年之内有幸获得两次扭转命运的机会，她们凭借对知识的热爱、对改变命运的渴求，在同一年走进了大学课堂。多年之后，这一批“天之骄子”，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以理性终结狂热”后，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学术等各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栋梁之材，迅速补充了改革开放发展事业急需的人才缺口。

五

“漫卷诗书喜欲狂”。

当人才上升的通道重新回归到“知识改变命运”上来，整个社会也充满了对知识的热望。重新走进校园的三个女孩和获得命运眷顾的数十万人一样，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她们就像一块块干涸的海绵，拼命汲取知识的养分。

经历了十年浩劫后，钱敏所在的阜阳师范学院英语系刚刚重建，“连统一的高等学校英语教材都没有，师资力量也是严重缺乏”，但这丝毫不影响她们的学习热情。

“全系50名新生，大多是凭借当时只作为参考分的高考英语成绩被调剂到英语系，大家过去学的基本上都是‘哑巴英语’，而且来自天南海北，不同籍贯，口音各异”，为了练出纯正的口音，老师们在课堂上一遍一遍放磁带，“鼓励我们张嘴朗读，为我们纠正发音”。当时缺少英语学习资料，只要有回合肥的机会，钱敏总要到新华书店跑一趟，把能淘到的英文资料全带回去，全班手抄、油印。而当时使用的专业教材，许国璋专业英语四册里的每一篇课文，钱敏和她的同学们几乎倒背如流。

与此同时，闫海群和展爱华也在各自的校园里，如饥似渴地学习专业知识。闫海群所在的专业总共有70多人，其中年龄最大的生于1946年，入校时已经32岁。他们有多年的工作经历，知识面很广。枯燥的课业之余，“这帮小弟弟小妹妹们，总喜欢围在老大哥身边，听他们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和那些我们没读过的书、没学过的知识”。

“听得出来，比起我们，这些20世纪60年代的高中毕业生，在‘文革’中一直抱持着对‘知识改变命运’的执念，他们热爱学习，千方百计涉猎各种知识，并未因为政治环境的影响而荒废自己。”19岁的闫海群觉得，“比起他们，我们多么幸运，我们还这么年轻，更应该努力学习，报效国家。”

在入学时已经23岁的展爱华的认知里，虽然没被自己心仪的合肥工业大学录取，能够走进本科院校，也已经是“人生中的幸运”。尽管刚开始对学医没有任何兴趣，生性倔强的展爱华还是一头“扎”进了医学的“海洋”，以优异的成绩回报这个人生中最重要的幸运。

六

1982年6月，怀揣着光荣与梦想，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毕业。

几个月后，钱敏成了合肥市第三十四中学的英语老师；1983年1月，闫海群和“志同道合”的同学、男友，一起来到了河南平顶山煤矿机械厂；一年后，安徽医科大学毕业生展爱华走进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成为一名妇科大夫。而在人才极其匮乏的20世纪80年代初，三位女孩也很快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

随之，命运又一次次向她们露出笑容——

身体的缺陷并没有阻挡钱敏爱情的步伐，1984年，25岁的钱敏认识了马鞍山钢铁学院毕业，在安徽霍山军工企业“三线厂”工作的爱人，1985年结婚，第二年就迎来了儿子的降生。机缘巧合中，爱人也从霍山调回合肥，结束了异地生活。1998年，凭借优异的教学成绩，钱敏调入省级重点中学合肥市第八中学。十年前，被双腿的病痛折磨了45年的钱敏到上海做了髋关节手术，终于摆脱了病痛的折磨，行走自如；

闫海群和同学爱人在工作后很快喜结连理，1984年有了可爱的儿子。2002年，夫妻俩决定离开奋斗了20年的河南平顶山煤矿机械厂，举家迁居上海。去年6月，闫海群从上海创力普昱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退休，安享退休后的生活；

尽管在38岁才找到自己的终身伴侣，展爱华却始终无悔自己的选择：大自己8岁的爱人同是恢复高考后首批大学生，学识渊博、宽厚平和，两人在一起总有共同话题。

在过去的40年里，1977年、1978年的高考，是三对夫妻的共同回忆。她们也会和自己的孩子说起自己的知青岁月和那一年的高考。“他们似乎很难理解我们曾经经历过什么，也无法体会那种经历过漫漫长夜后突然见到一丝曙光后的狂喜和极度珍惜，这可能是独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

与年轻时不同，花甲之年的三位女性越来越喜欢回忆往事。她们的同学聚会、知青聚会，从过去的五年一次变为后来的两年一次，甚至一年一次。“只要一说起当年的故事，每个人都热泪盈眶，停不下来”。

如今，即将送走最后一届高三毕业班的钱敏，依然“用兢兢业业的工作，坚守好自己最后一班岗”。她感恩40年前命运之神的眷顾，也为这些不再只有高考一条上升通道的“00后”开心：“开放包容的社会，不再只拘泥于一种选拔人才的方式，这不失为一种进步，对如今的年轻人来说，也是一种幸运。”

记者手记

命运的转弯处

□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王蓓

对于40年前恢复高考的话题，我并不陌生。

不记得从什么年月起，母亲常常会跟我和哥哥说起她年轻时的往事。

她也是被“十年”耽误的一代人——生于1953年的母亲，刚刚领到小学五年级的课本，“文革”开始。破四旧、停课闹革命，课本被束之高阁，“学生”变成“红小兵”，书桌和板凳随之变成校园里“两派”对垒时的层层叠叠的工事。

只有“出身好”的孩子才可以参与的那些活动，母亲一项不落地参加着，直到外公被批斗。

外公是曾经上过几年私塾的“知识分子”，在母亲的记忆里，他一直在县印刷厂当会计，温和耿直却有着文化人的清高。在黑白颠倒的年代，这样的秉性最容易遭人忌恨。事情的缘起，母亲已经记不清了，总之，一家人的平静生活一夜之间被全部打碎。

很快，十几岁的母亲和外公外婆一起被下放到离县城几十里外的农村。干农活、拉架子车、没日没夜地挣工分——外婆身体不好、外公“十指不沾阳春水”、弟弟妹妹们还小，瘦瘦小小的母亲承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

下放劳动期间，能说会写的母亲曾错过两次推荐工农兵学员读大学的机会。恢复高考那年，已经24岁的母亲重新翻开尘封了十年的课本，发现自己对数理化一窍不通。一个多月后走进考场，除了语文、政治，其他都无从下笔。再然后，招工回城不成，早已到了晚婚年龄的母亲在农村结了婚、生了子。直到我和哥哥记事起，母亲还在上学，快40岁的年纪，才终于拿到了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毕业证书。

记忆中，早已数不清听母亲说过多少次当年的故事。如今想来，年幼时不懂“命运颠沛流离”的含义，听多了，总觉得母亲矫情，那个年月谁不是苦过来的？直到现在才明白，大历史面前个体命运的卑微和不可捉摸。在母亲心里，那些年的人和事终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结”。

5月末，采访几位77级、78级的“幸运阿姨”时，我又跟母亲聊起她那些年的往事。花甲之年的母亲，话语中的失落和无奈，让她忍不住再次红了眼眶。说到尾声，为了安慰她，我跟母亲打趣：“幸亏你没考上大学，要不就没我了。”

母亲哈哈大笑，被历史勾引出来的伤感，瞬间被如今安享天伦的幸福掩埋。可我知道，如果时间可以倒回40年前，她更愿意以千倍万倍的努力，紧紧抓住那个机会，让命运在那里转个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