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最亲近的人讲述“我们仨”的故事

2000年9月，田奕和杨先生在一起

1990年秋，钱、杨二位先生看望社科院计算机室工作人员。左二为栾贵明，右一为田奕。

■ 朱莉 邱海黎

晚春时节，午后，天蓝云白，阳光熠熠，我们如约到北京房山区长阳镇扫叶文化公司见两位老师，栾贵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77岁，在文学所38年，跟随钱锺书先生34年半；田奕，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54岁，做杨绛先生助手多年。扫叶公司门外没有牌子，这个安安静静的院落好像是藏在干干净净、花开满街的长阳镇里。栾老师和田老师——钱先生和杨先生身边最亲近的人，给我们讲起“我们仨”的故事，讲起与两位先生的相遇相识……

杨先生说“悲痛是不能对抗的，只能逃避”，但杨先生没有逃避

问：1997年钱瑗去世，一年后，钱先生也走了。杨先生说“悲痛是不能对抗的，只能逃避”，但看了杨先生后来的文字，觉得她没有逃避，除了给钱先生整理文稿，她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状态？

田奕：亲人去世总是悲痛的，但杨先生没有一直沉浸在悲痛中。那时她已经是快90岁的老人了，但每天仍坚持多走路，饮食上也不凑合，生活不潦草。她多次跟我说，明天也许我就是一个倒下去的人。她有这个准备，但还是要工作，最后的20年，她不仅整理了钱先生的数十部遗著，还翻译了《裴多》，撰写《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洗澡之后》等，她的《杨绛文集》也一再扩充。

问：为什么杨先生先翻译《斐多》？

田奕：杨先生说，钱先生给她算过命，说“我走了一年，你也得走。”而钱先生一直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斐多》的翻译。钱先生和她在清华曾经看过英文的柏拉图谈话录，钱先生认为这样一部好的哲学著作，却没有好的中译本。杨先生为翻译《斐多》，可谓呕心沥血。有一回去杨先生家，保姆说，奶奶为想一个词想了两天了，杨先生接过话，想了三天了。她翻完以后，大哭了一场，释然了。2000年，杨先生的《斐多》分别在辽宁和香港以简繁两种字体发行，杨先生没有被悲痛压倒，她好好地生活着。

栾贵明：杨先生才华无限。按照惯例，翻译《斐多》，杨先生也不看他人译本，这种翻译是最难的。她在《斐多》译后记中说，“我正试图做一件力不能及的事，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努力把这篇盛称语言有戏剧性的对话译成如实的对话。”她确实用直白、平实的语言把深奥的哲学思想翻出来了。

问：《我们仨》的创作过程有多长？

田奕：两个月，一气呵成。她之前已经想了很久了。有一天，杨先生笑着跟我说，“田奕，我终于找到一个技巧，怎么写《我们仨》的开头。”她那么高龄了，字迹非常清楚。我只是录入、校对，并没有整理加工，钱先生也不加工杨先生写的东西。

问：《洗澡之后》的创作缘由？

田奕：她害怕别人给她续《洗澡》。《洗澡》出版时和原稿的结局不一样。我后来想了想，其实杨先生100多岁写的《洗澡之后》的结局，就是她《洗澡》原稿的结局——给了主人公一个称心如意的结局。她说，“我自己先把它完成了吧。”

两位先生对人生持“悲观”态度，但在生活里是乐观的

问：都说钱先生和杨先生是一对神仙眷侣，在生活中他们谁更“厉害”一些？

田奕：钱先生永远是宠杨先生的，而杨先生从不生钱先生的气。有一回，钱先生和杨先生一起到计算机室看我们，他们手拉着手，一起进屋。他们怎么那么般配啊，钱先生不高，杨先生比一般女人矮呢，但两位先生自带气场。

栾贵明：钱瑗去干校探亲，先去看妈妈，然后和妈妈一起看钱先生。在大宿舍里，钱瑗和妈妈坐在钱先生的床上，钱先生搬个小凳坐在她们对面，他们声音轻轻的，有说有笑。就像杨先生说的，“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要说谁更厉害一些，我觉得钱先生厉害。

田奕：是杨先生太爱钱先生。我第一次见钱先生，栾老师问我，你对钱先生什么印象？我说，一手太软，二皮鞋太漂亮了。后来跟杨先生熟了，说到这事，杨先生说，啥也不干，手肯定软。其实钱先生也和蔼，有人说钱先生狂，跟别人吵架，其实那都是学术上的，他对晚辈从不使用批评的口吻。

栾贵明：杨先生不怕钱先生，完全不怕。但钱先生也是真厉害。在干校，我们一个房间，我被宣传队叫走，等我挨审回来，没人理我，钱先生说，“哎，贵明，来来来，我这有钱，去买西瓜！”意思是说，今天你被人欺负，我得照顾你！

田奕：两位先生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愿麻烦人。他们从不为难医护人员，你说咋样就咋样，特别乖，乖到让人心疼。

问：都说钱先生很幽默，那杨先生能接住钱先生的幽默？

田奕：能，两位先生都风趣之极。钱先生有时会呵呵地小声笑；杨先生笑时，抿着嘴，不出声。

栾贵明：我一去，钱先生就说，贵明是我朋友，季康你去吧，季康同志也不生气，胡噜胡噜东西就上隔壁屋子了。那时，只要我在楼下一支上自行车，钱先生耳朵灵，总会先听到，杨先生马上拿笔和稿子准备转移。有时我上楼快，杨先生会说，“鬼子进村”，可手脚一轻，她反又说，“神鬼不觉”。钱先生指着转移的杨先生说，“高产作家，孵蛋呢”。

问：杨先生说她比较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先生的“痴”，杨先生有没有“痴”的地方？

田奕：很少。无论是杨先生晚年生活的状态，还是她的思维，包括她作品的行文，我觉得杨先生应该是轻俏，杨先生还是“福尔摩斯”。

问：两位先生那么幽默，他们是乐观主义者？

栾贵明：两位先生对人生持“悲观”态度，但在生活里是乐观的。我认为钱先生的《围城》是悲观的，高度同情所有人物。但钱先生也不消极，在干校时，他什么都不想，就和人聊天，他能和所有人聊起来。

田奕：钱先生住院，后来一直是鼻饲。有一次，我去杨先生家，看见她用刷子刷鱼，做好鱼又把鱼刺挑出来，加入各种食材打成浆，成为鼻饲的材料。杨先生说，我真不知道，我这是爱你钱先生呢，还是害你钱先生。她觉得钱先生太受罪了。告别钱先生前，我们都哭丧着脸，杨先生就说我，“田奕，你不用那样，钱先生已经88了，我都敢穿大红衣服去八宝山。”

栾贵明：钱瑗病逝的事，杨先生一直瞒着钱先生。后来有人说漏了，钱先生知道后就不跟杨先生说话了。

田奕：我觉得更多的是悲伤，极度悲伤，他不想说了。

拾穗靡遗，扫叶都净——“我们仨”开启了中国古典数字工程

问：“中国古典数字工程”是使用计算机进行中国古典文献的处理，钱先生提出这个课题的背景？

田奕：1982年，钱先生让栾老师做《宋诗记事补正》， 要把宋代近三千多位诗人的佚诗收集起来，很费劲，到1984年做不下去了。正好钱瑗到英国做访问学者，向钱先生介绍了英国人用计算机做莎士比亚文集的事，说这样无论你想查莎士比亚的什么，一检索就成。钱先生立刻被迷住了。那会儿他是社科院副院长，计算机室就成立了。钱先生倡议用计算机来整理中国古典文献，后来这个项目还获得1990年度国家科学进步奖。

1986年，我一到社科院，就开始做这个，直到1996年计算机室解散；2000年，香港一家也要做这个方向的公司，向我们发出邀请，栾老师提前3个月退休，我辞职，一起加盟，干了7年；2007年我们自己成立了“扫叶公司”。所以，这30年我就干了一件事，跟着钱先生和栾老师建立了一个数据库——中国古典数字工程。

栾贵明：钱先生说，他想做开拓万古之心胸的事情。利用电脑做古籍整理时，钱先生为我们立了十条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你们只能做裁缝，不能做外科医生。

问：为什么叫“扫叶公司”？

栾贵明：“扫叶”一词源于钱先生所说的“扫叶都净”。钱先生在《管锥编》中写过一个序，有这样几句话：“拾穗靡遗，扫叶都净，网罗理董，俾求全征献，名实相符，犹有待于不耻支离事业之学士焉。”意思是收割的时候，不能有遗落，打扫院子里的树叶，要扫干净，整理古籍，也得这样。要把中国古典文献的碎片一一收集起来，还应该自信这是个至高无上的事业。现在我们出的每本书上都有钱先生写的这几句话。我觉得这是钱先生的文化态度。

问：现在公司的古籍整理工作取得哪些进展？

栾贵明：我们现在根据钱先生的思想稳步前进，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比如孔夫子的《论语》是一万六千字，但是在我们手里的《子曰》扩展到十六万字。那些研究《论语》的人，如果把资料看全，再给孔子下结论会比较好。我们现在做了一万个人的集子，其中有130多位“大家”已经出版。

问：两位老师怎么就下了那么大的决心？

田奕：觉得是钱先生布置的事就得干，没有其他想法。辞职时我跟杨先生说了。杨先生说，这个事情你自己想好了，想好，我就支持你。杨先生一直都是支持的。2000年9月3日，杨先生到我们的办公地点来看我们。那天，她穿了一件天蓝色短袖衫，灰裤子，黑皮鞋，特意带上大手表，走进大机房，她谈到了古文献，讲了文献笔记的重要性，还启发年轻人如何看待古文献。钱先生一家人，将电脑引入古籍研究领域，造就了我们今天古籍数字化领先的局面。

栾贵明：钱先生多次对我说，你一定要把这支队伍带好，这是咱干好这件事的本钱。我不能陪你们到底了，你们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遇到困难时你们总能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也自然会有天兵天将来助你们。我们觉得现在的成果里每一字一句都要感谢钱先生。

两位先生留下的是怎样的一份文化遗产

问：两位先生留下的是怎样的一份文化遗产？

栾贵明：我认为，杨先生是一个文学家，杨先生的作品是绝无仅有的，不能模仿的，她的《洗澡》最好。钱先生是思想家，是世界文学中的奇葩。关于《围城》，钱先生有两句话——我写《围城》是一个字一个字写的；我要用小说打败小说。我觉得我们今天要读懂它，必须一个字一个字读。钱先生还是一个“科学家”，不是指自然科学，钱先生的作品，比如《管锥编》，那是会不断印证的规律性的东西。他记忆力惊人，机器也到不了这个程度。

问：两位先生去世后，除了怀念文章，我们更关注他们作品的研究，有没有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田奕：真正的挖掘、研究还没有开始。

栾贵明：钱先生说，我的东西不必研究了，留着100年以后，自然就有人研究啦，这是钱先生第一次住院时跟我说的。钱先生一生是寂寞的、孤独的。我觉得对钱先生的认识，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文化尺度。他说了很多最浅显又极有深意的道理。比如，他说做古文献研究，丢失的东西最说明问题；中国古代文学最高水平在先秦时期，小孩应该背列子；他说电脑是好东西，但能帮助人的电脑需要人的更多帮助……

田奕：有思想、有学术、出色的人有很多，但这么做学问的，没有。所以，大多数人觉得够不着钱先生。

栾贵明：不是一般的差距。举个例子，我们把中国历史五千年文化推断到六千五百年，就是根据钱先生的意见，而且做得有根有据。中国历史年表、日历我们都编了，六千五百年每一天的记录（包括十三项内容），一天不差。我们也开了发布会，但对这“六千五百年”，学术界没有反应，一点反应都没有。

研究的第一步，是收集清楚资料。钱先生的很多书信没有收集整理。两铁箱子信，不是私人信件，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读者、同学、学生、朋友写给钱先生的，其中有老舍、郭沫若、郑振铎等人跟钱先生的通信。这个没听说谁在研究。还有钱先生在他读的书上做了很多批注，这些批注，也应该研究。

问：《管锥编》，很多人都说读不懂，这个有研究吗？

栾贵明：《管锥编》我读了四遍。我不是蒙你，钱先生的东西不难懂，你就是得静下心来。要研究，也该保护。从1973年12月到1978年间，钱先生住在社科院学部大院的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子，后来被拆掉做报告厅了。我说你们真舍得，这可是《管锥编》出世的地方啊。

田奕：栾老师做了一件事，关于《管锥编》《围城》的解读以及成书过程，非常详细。虽然不是作为学术研究，但这是不能替代的。

问：《围城》，大家读懂了多少？

栾贵明：一直到钱先生过世以前，他还问我，《围城》有没有人读懂啊？到现在为止，我没看到一篇文章讲得跟作者接近。钱先生晚年自己剪指甲很困难，我给他剪，剪完，他挺高兴，“走！贵明，我给你讲《围城》。”他这个小说是一本思想小说，人物和情节对《围城》都不重要。那个电视剧就更远了。钱先生说过一句话，二流的文学作品能拍很好的电影电视。钱先生说，《围城》你拍了，大伙很努力，谢谢大家。我呢，对不起，确实没看完。

问： 钱先生说要把天下书读尽，把中国文化看透，把西方文化也看透。钱先生如何比较中西文化？

栾贵明：他总喜欢用一个词——不过尔尔。他在《管锥编》一开头就批评黑格尔，“你不懂中文，瞎说什么呀？”钱先生是最爱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人，他一心一意觉得中国文化是“很好的文化”，任何国家的语言和文字都不能和中国相比。在这一点上，他，一点犹豫都没有。

采访手记

栾贵明老师见钱先生，一年总得100多回，田奕老师说：“我们不用预约，推门就进。”

去干校前，栾老师要给钱先生带一张床，一开始，工宣队不让。在火车站装车时，他把所有有腿儿的物件都竖起来装，交叉着码放，节省了空间。他说：“车上还有地儿呢，把钱先生的床装上吧！”就这样，在干校，钱先生睡在自己的床上。到了干校，栾老师每时每刻看着钱先生。

杨先生自己不说的事，田奕不问。杨先生那儿，没人管的事找到她，她全管，有人管，她就让。杨先生写《斐多》时，赶上宿舍楼装修，杨先生家虽不装修，但噪音让杨先生受不了。田奕带着身体非常虚弱的杨先生，在大连躲了一个月，栾老师还给找了个大夫跟着。每晚田奕都去杨先生房间偷偷看望几次，怕有什么闪失。

钱先生那么一个人，怎么跟栾老师那么好呢？田奕的理解是，钱先生一下就能看到人的本质。当初又为什么会选中田奕呢？栾老师听钱先生说过：“聪明的孩子容易不可靠，可靠的孩子容易不聪明，田奕这两个优点都有。”

“钱先生和我说的事在我这儿从不过夜的。” 栾老师说。田奕也是，杨先生的书稿写完一部分，就交给她，她连夜录入、校对，一天之内就交到杨先生手上。

两位老师的事业甚至生活，与两位先生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栾老师说，他为自己的《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写了一篇近2万字的序，钱先生删到800余字，字字精彩。田奕说，如果没遇到杨先生，她现在就是另外一个人。

道别时，看着两位老师，他们已不再年轻，但因着两位先生留有的嘱托遗愿，总觉得他们与两位先生有情有义、温暖坚定的相互陪伴，好像还在继续着……

又想到可亲可爱可敬的“我们仨”，他们开启了“中国古典数字工程”，钱瑗带回火种，钱先生点燃，杨先生添柴。他们在世间走一遭，留下的一切让人如此感怀……

2016年5月25日，杨先生故去。有媒体打电话给田奕，说：一代伟大女性没有了，还提到民国才女概念。而在田奕心里，杨先生的故去就是一个家人的故去，“对我来说，杨先生就是亲人”。

还差几天就一周年了。杨先生，我们也想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