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鼓励未成年人犯险应成为理性共识

□ 木须虫

据媒体报道，9年前，8岁少年为救同学落水身亡，家人至今仍在悲痛之中。新版《中小学生守则》早已进入中小学校，但是“见义勇为，敢于斗争，对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要进行劝阻，发现违法犯罪行为及时报告”一则没有出现在新版守则中。

未成年人因见义勇为将小悲剧酿成大悲剧，相关的案例不胜枚举，惨痛的教训证明救人需要充分的理性与扎实的技能。换言之，见义勇为是需要条件的，而非道德上无尽的义务。即便是成年人见义勇为，在道德与理性的冲撞中，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观念倾向于见义“智”为，坦率地讲，这是一种进步。

见义勇为作为彰显人际互助和展示人性力量的社会价值，的确不可替代。但在鼓励与保护之间，界线的模糊向来都是一个问题，鼓励什么、提倡什么、不主张什么等等都不清晰，从而形成了诸多认识误区。

事实上，现代社会，见义勇为只能成为弥补公共管理不足的一个环节，见义勇为所倡导的理念应当符合“避险”的原则，把更多涉及险责的部分还给公共管理，由公共管理机构来执行。更多地从制度与机制层面给见义勇为松绑，给道德减压，也从另一个层面提升公共社会应对紧急救助的能力。

对待成年人见义勇为尚且如此，那么对于未成年人来说，首先他们作为特殊的群体，本就是需要保护的对象；其次他们属于不具备完全法律责任的群体，一些相关的法律义务亦不能强加。譬如，未成年人在同伴落水的情况下，法律上的照顾义务并不适用，而且道义上的救助，更不能局限于不具备救助能力的直接救助，选择呼救和报警或许更有效。

不鼓励孩子犯险应成为理性共识。利与弊的比较，得与失的权衡，永远是理性思考的不二法门。保护未成年人与倡导见义勇为，并不是天然对立的，鼓励见义勇为也不意味着无须尊重生命的价值。见义勇为并不是社会精神的唯一，更不是道德干瘪的符号，而是道德、权利与权益综合的命题，需要公共管理上合理引导，理念上要跳出单纯的价值说教，不倡导不具备能力的救助行为，不片面放大见义勇为的价值导向；教育上应快步跟进，并且将常见见义勇为诸多涉险的细节，纳入未成年人安全教育；立法上应加快完善，诸如未成年人参与救火、救灾等行为，还应从法律上予以禁止，不能留有模糊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