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影响

不可否认，生育政策调整对女性首次生育时间的提前具有显著的潜在影响，进而影响女性高等教育获得与人力资本存量。“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推行，可能加剧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并可能导致高龄产妇的增加，将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地位产生不利影响。

■ 邵岑

在当前女性受教育年限提高、人力资本性别差异逐步缩小的背景下，“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是否会导致女性社会地位下降？伴随“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生育政策调整后的女性地位将是一个亟待研究的新问题。

由于生育政策干预，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计划生育政策在实现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直接目标的同时，也产生了维护女性社会地位的间接政策效应。生育政策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女性教育获得方面。在生育政策影响下，由于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和社会性别观念的改变，女性教育获得的家庭资源约束状况得到改善，女性在家庭内部获得教育投资的可能性提高。同时，严格的“一胎化”政策致使城镇地区出现大量“独女户”，这些家庭中出生的女性不存在与男性之间的资源竞争问题。其次，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间接推迟了女性婚育年龄，减少了女性家庭劳动时间，提高了女性劳动力市场就业概率，降低了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和性别隔离程度。伴随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劳动力市场性别间教育回报率差距缩小，女性相对收入提高，女性劳动力市场中地位得以改善。再次，在法定婚姻年龄推迟、计划生育政策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作用下，女性得以更科学、更有计划地安排生育时间，并降低高胎次生育对孕产妇身体的损伤和风险，提高了中国育龄女性健康水平。根据相关数据，中国孕产妇死亡率下降至20.210万（2015年），女性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9.43岁（2015年）。女性健康水平提高在劳动力市场的直接表现就是社会劳动时间和生产率的提高，进一步促进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伴随“全面二孩”政策的全面实施，生育政策调整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影响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反映在当前女性教育获得。原有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下教育性别差异逐步缩小，甚至女性具有教育优势的趋势，在生育政策调整之后将面临挑战。虽然家庭资源禀赋对女性教育获得的影响逐步减少，但由于高等教育年龄与女性法定婚姻年龄的重合，生育政策调整将会改变女性对婚育年龄的安排。媒体所热议的女大学生生育问题，虽只是个案，但不可否认，生育政策调整对女性首次生育时间的提前具有显著的潜在影响，进而影响女性高等教育获得与人力资本存量。生育政策调整也会改变父辈对女性婚育年龄的预期，降低其进入更高教育层次的概率。

其次，“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推行，可能加剧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伴随“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社会可能形成女性预期子女数和家务劳动时间增加、社会劳动时间减少的刻板印象。生育政策调整之后，无论是否有婚育经历，雇主对女性工作时间和人力资本的预期都会相应降低。这一“生育代价”现象，将是我国在推行“全面二孩”政策过程中最直接的影响。而国家产假延长政策将加剧女性劳动力市场的“生育代价”。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劣势地位，会相应地反映在教育预期和工作预期方面。一方面，由于女性在较高职业方面的求职困难，将会进一步降低女性对更高教育层次的预期，做出尽早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决策；另一方面，女性求职的不利，会进一步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进而导致女性放弃就业成为“气馁工人”。

最后，“全面二孩”政策可能导致高龄产妇的增加，对女性健康造成潜在危险。在既有医疗条件下，高龄妊娠行为对孕产妇身体的影响不可忽视。根据已有数据显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35岁以上高龄孕产妇比例出现大幅上升。虽然这一增幅更多是生育行为的累积效应导致的，但高龄产妇的增加将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地位产生不利影响。高龄妊娠行为影响女性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和生存率，扩大性别收入差异。

“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结构危机、缓解未来劳动力供给压力的重要举措，同时也可实现国家人口目标与家庭生育意愿的“双赢”。我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因此在“全面二孩”政策初步取得政策效应的同时，需要在借鉴其他国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尽早出台促进性别平等、维护女性利益的配套政策。

在教育方面，除了继续坚持性别平等的政策导向之外，还应该利用倾斜性教育资源配置方案提高女性就业机会，包括强化目前的“关爱女孩行动”、教育补贴等计划，并努力提高高等教育层次对女性的资源倾斜与奖励。在劳动力市场层面，在评估性别教育回报率和性别收入差距变化的基础上，利用社会福利和就业政策提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同时针对用人单位，以税收、社保等多种倾斜政策，鼓励多样化雇用方式和弹性劳动时间，鼓励雇佣女性，特别是因婚育中断工作、返回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劳动者，促进性别就业平等。在健康方面，需要继续加强孕产妇系统管理和妇科病防治工作，并通过综合评估，保障女性对生育行为的知情权和决策权，降低生育行为风险，切实保障女性健康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