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性别视角看健康扶贫“靶向治疗”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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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回应政协委员发言时指出，围绕着当前因病致贫的2000万人采取“靶向治疗”，这是可以考虑的。本文从性别视角分析了“靶向治疗”的意义——将抽象扶贫原则转化为有操作性的关怀实践，通过对弱势人群的关注体现出追求公正的伦理价值观，体现出以“靶向群体”为目标的公共健康意识以及推动从制度层面全方位思考脱贫路径。

3月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的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在回应政协委员发言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健康扶贫是精准扶贫的一个方面，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现在是扶贫的主攻方向。很多地方病我们要通过综合治理的方法，不可能是全部解决，但是围绕着当前因病致贫的2000万人采取“靶向治疗”，这是可以考虑的。毫无疑问，这一新的健康扶贫思维方式对医疗保健制度改革和扶贫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从性别视角分析，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靶向治疗”思维方式可以把抽象扶贫原则转化为有操作性的关怀实践。

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十分注重具体情境。在西方传统伦理学中，无论是义务论还是目的论，都求助于抽象的和普遍的原则，要求道德行为者让自己的道德体验服从于一个抽象的原则，诸如义务论代表康德的“绝对命令”，或者目的论代表功利主义的“功利”原则。然而，关怀伦理学并不求助于普遍抽象的原则，而只关注在具体情境中能否建立和维系关怀关系。在完成一个道德行为时，人们不必探讨其他人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如何做，只保证自己做到实施关怀即可。

从医学上解释，“靶向治疗”顾名思义，是以靶点作为指导方向的治疗方法，所以必须是具备靶点的患者才可以选择靶向治疗，也只有具备靶点的患者才可能从靶向治疗中获益。由此引申开来，我国政府的扶贫目标从扶贫到精准扶贫，再到健康扶贫和“靶向治疗”，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深化，寻找扶贫“靶点”的过程，并以这些靶点为方向提出治疗方法和战略策略，使被扶贫者真正地在最需要的“短板”处受益。这既是一个逻辑观念层层递进的过程，也把扶贫工作从抽象原则落实到具体的关怀实践中。

其次，“靶向治疗”思维方式通过对弱势人群的关注体现出追求公正的伦理价值观。

医疗保健资源的公正分配是女性主义生命伦理学关注的重要目标。美国当代著名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认为：公正概念就是由它的原则在分配权利和义务、决定社会利益的适当划分方面的作用所确定的。在对于公正的理解上，人们也常常把它与平等等同起来。这种理解是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却仅仅是一个最低的形式要求，因而也被称为形式公正原则。显而易见，在实践中，这种平等和公正观是缺乏操作性的，主要是因为它们没有指明在哪些具体方面人们应当被平等和公正地对待，而且不同群体所持有的判断标准也不同。而女性主义生命伦理学强调，首先必须要关怀和关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尤其是女性群体，因为“传统生命伦理学是有缺陷的，因其未能认识到和关注性别鸿沟”，“关怀”是最重要的道德价值，公正则是最低限度的关怀，也是最大范围的，最为基础性的关怀。公正并不能与平等等同起来，而需要根据人们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和具体境遇的差异给予分别对待，以期达到让处于最不利地位者得到最大收益的目的。

因病致贫“靶向治疗”的思维方式体现出“一个都不能少”兜底式的在差异中追求平等的公正观，旨在用医疗保健资源的公正分配来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这一意义上说，检验一种医疗保健分配制度是否公正的标准便成为是否每一个公民，无论社会地位、性别和经济状况如何，都能被包括在一种关怀关系中，体验到了来自制度和社会的温暖和关爱。

再次，“靶向治疗”思维方式体现出以“靶向群体”为目标的公共健康意识。

公共健康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公众和人口的健康，强调群体，而不仅是个人的健康。如对于一位高血压病患者，医生通常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位患者在这一时候会患上这种疾病？”而从公共健康角度医生会提出不同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人口会患高血压？而这种疾病在另一些人口中却很少见到？”这是两种探讨发病原因的方法：一种力图解释个体患者发病的原因，而另一种则寻求群体发病率的原因。因而，如果说公共健康也拥有患者的话，这个患者就是“群体”或“社会”，公共健康是一种“挽救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和减少患病率的方法”。2017年2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目前全球抑郁症患者人数已达到总人口的4%。2015年全球已有约3.22亿人患抑郁症，相比十年前人数增长了18.4%，每年在全球范围内，抑郁症会造成超过1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这一疾病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头号致残元凶。女性患抑郁症的比例约为男性的1.5倍，而且全球约80%的精神障碍患者都来自中低收入国家。三类目标人群是患病的重点群体——青少年和年轻人；育龄女性尤其是产后女性，以及60岁以上的老年人。

根据因病致贫“靶向治疗”思维方式，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这些群体成为抑郁症的重点群体？现有的医疗保健制度是否忽略了这些群体的特殊需求？应当如何针对这些“靶向群体”采取特有的医疗保健措施？如何通过制度建构和政策制定满足这些群体的利益和需求？如何出台政策帮助抑郁症“靶向群体”摆脱抑郁？

此外，“靶向治疗”思维方式推动从制度层面全方位思考脱贫路径。

从深层意义上说，贫困不仅意味着低收入，低消费，也意味着缺少受教育的机会，营养不良、健康状况差，没有发言权和恐惧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和《贫困报告》指出，人类贫困指的是缺少人类发展最基本的机会和选择——长寿、健康、体面的生活、自由、社会地位、自尊和他人的尊重。消除贫困不仅是增加收入，改善教育和卫生条件在消除贫困中也拥有重要的意义。通过“靶向治疗”来脱贫本身是中国政府在啃扶贫这块硬骨头中的一个“壮举”，在整个发展中国家中具有示范意义。既然疾病有多方面的成因，对于疾病防治也必须进行全方位思考，并通过制度建设来保障和实现。流行病学中主要有两种最具代表性的疾病成因理论：关于疾病的生活方式成因说和关于疾病的社会成因说。前者认为，疾病来源于人们的生活方式，个人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具有决定意义。后者强调一种具有性别视角的观点：既然“个人的都是政治的”，那么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会对健康与疾病，以及疾病的分布具有决定性影响，不同群体会由于在这些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在健康方面受益或受损。

因而，我们必须把这两种疾病成因理论整合起来，从生物医学、生活方式、文化、行为和社会等因素入手分析流行病成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因病致贫“靶向治疗”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综合治理的大工程，每一点进步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政治影响，不仅关乎国计民生，更关乎每一位老百姓的生存权与健康权以及获得感和幸福感。（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