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研究”：筑成女性发展与社会进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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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加入到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队伍中来，用女性主义思维方式去发现、思考、解决女性和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畅想一个理想社会，并愿意为之奋斗。女性主义学者也认识到必须加入到“未来研究”之中，共同谋划一个可变的、多样性的、有性别视角的未来。当我们讨论未来时，一定要先界定希望，制定出达到各个“小目标”的步骤，让它们渐渐地连成一条线，或无数条线，筑成女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道路。

国内曾有同仁问我：“国外女性主义是否已经走下坡路了？人们似乎不再关注它了。”我当时回答：“其实也并非如此，或许女性主义已经如同空气和水一样融入人们的日常行为和生活中了，没有必要时时提起。这就好像公共健康一样，工作做得越好，就越显示不出它存在的意义，而殊不知正是由于这些工作本身才使其看上去缺乏意义。”

新一代女性主义哲学家眼中的女性主义

寒假去瑞典访学，两件事促使我思考女性主义及其哲学的未来问题。其一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不到24小时，美国华盛顿、纽约等地便爆发了大规模的妇女游行，对特朗普一系列侵犯女性的言论和行为进行抗议。这次游行迅速得到其他国家女性的响应和支持，让全世界人民再次看到女性团结起来的力量。其二便是女性主义学术的新近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加入到女性主义学术研究队伍中来，用这种理论思维方式去发现、概括、思考和解决女性和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畅想一个理想社会，并愿意为之努力奋斗。

女性主义哲学杂志Hypatia在2010年庆祝自主创刊25周年之际，特地请了几位新一代女性主义哲学家一起讨论女性主义及其哲学的未来问题。这些学者一致认为，女性主义哲学未来需要完成的工作主要在于：第一，挑战普遍和本质论结构，而不滑向相对主义；第二，集中研究殖民化和缘身性问题——把分析视角从抽象地谈论压迫转向具体研究全球范围内种族女性和殖民地社会女性的世界观与斗争；第三，解释思想、存在以及社会的物质性；第四，证明女性主义哲学是有特色和有价值的，尽管目前还需要在哲学学科内进行驻守边缘的斗争。

她们也对女性主义及其哲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见解。例如艾米丽·S.李（Emily S.Lee）指出，女性主义不能被理解为在短期内找到解决性与性别压迫问题方式的理论，因为依据这种认识，如果女性主义运动取得成功，女性主义及其哲学便会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女性主义理论应当朝着超越仅仅为压迫提供解释的方向发展，成为一些解释和理解世界的透镜。”她强调用女性“缘身性体验”来发展女性主义哲学，通过身体在世的“体验”说明女性主义的政治目的、身份和对平等的追求，因为只有身体才能敞开这种可能性，而每个人特有的缘身性是构成其主体性的基础。

这种看法也得到亚历克萨·施林普夫(Alexa Schriempf)的赞同。施林普夫看到，西方传统认识论一直轻视身体、情感和特殊的境遇，仅仅关注普遍的、抽象意义上的主体和理性。然而事实上，每一个认知者都是“境遇认知者”（the situated knower），因而有必要讨论性别、种族、阶级、性、年龄、国家、宗教和残障等因素如何影响到人们的认知和体验。她的这一观点也意在强调性别、身体及其环境的物质性，认为认知绝不是空穴来风，人们都是基于自己的体验和经历来看待和解释自我、关系、社会和世界的。施林普夫也是一位倡导残障人权利的哲学家，主张把残障、种族、阶级、性别和性整合起来一并作为一个人认知的基础和表达，而不是像传统认识论那样摈弃这些因素抽象地追求知识的“客观性”。另一位学者伊莉萨白·威尔逊（Elizabeth Wilson）也强调要摆脱人类大脑的区域来重新安置人的认知，把它作为大脑与身体、身体与身体，身体与环境之间的一个关联性存在置于一个适当的地位。

面对女性主义哲学尚处于边缘化地位的局面，克里斯汀·内特曼(Kristen Intemann)提出一个“偷袭策略”，目的是让女性主义哲学在不被识别的情况下溜进主流哲学，但她最终还是否定了这一策略，认为这会贬低女性主义的政治承诺。她提出女性主义哲学家应当多做一些经验研究，探讨这种边缘化状况是如何发生的？理解这些问题的本质有助于识别和摆脱女性主义学者在发表论文、被雇佣和提职方面所遇到的困境。她还鼓励女性主义哲学家向顶层杂志提交论文，争取成为杂志的编委，以及采取与非女性主义学者合作的策略呈现自己的成果。也有学者主张，女性主义哲学家应当更多地在交叉领域进行研究，如把女性主义研究与后殖民主义理论、种族理论、科学技术理论、酷儿理论和残障研究结合起来，以便提出能够解释问题的新概念、新思想和新路径。

共同谋划一个有性别视角的未来

20世纪60年代中叶，学术界出现了一门新学科——“未来研究”（Future Studies），它在许多国家，包括瑞典被建立起来，旨在识别和研究未来所面临的重要挑战，引发公众对于关键问题的关注。一些女性主义学者也主张加入到“未来研究”的队伍中，并借此机遇思考和展望女性主义的未来。她们发现，“未来研究”传统上一直与规划和政策制定相关，通过研究者来提供与政策领域相关的制度建设、区域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人口增长和教育等方面的解释，而这些研究者会描绘出一幅单一的和可控的图景。也正因如此，女性主义学者必须加入到“未来研究”之中，共同谋划一个可变的、多样性的、差异的、有性别视角的未来，不仅仅作为批评者，而要形成不同的生产性方案（productive project），作为创造者来加入。事实上，“一场基于以往数十年女性主义理论积累的，多层面的关于女性主义未来的辩论”业已拉开帷幕。

记得一部影片中有一句台词：“人不能靠希望活着，但人活着不能没有希望。”的确，希望是一个人活下去，活得好的动力和源泉，正因为人类能够建构自己的各种希望，所以才活得有意义，并且如此的丰富多彩。同样，女性主义及其哲学也需要描绘和展望自己的未来，也许人类历史上会有那么一天再无剥削和压迫，人们都公正平等地分享自己创造的各种财富，因而也就再无那种以反对性别歧视，争取性别公正和平等为主旨的女性主义及其哲学存在的必要性。然而，人们也不能排除一种艾米丽·S.李所说的那种可能性，即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女性主义已经成为“一面解释和理解世界的透镜”，并伴随着人类历史的步伐延续下去。所以，当我们讨论女性主义及其哲学的未来时，一定要先界定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出达到各个“小目标”的步骤和计划，让它们渐渐地连成一条线，或无数条线，筑成女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道路。

在与瑞典女性主义人类学家薇拉·格兰(Wera Grahn)交流时，她讲到瑞典的女性主义运动是呈“波浪形”发展的，总是在起起伏伏中踯躅前行。而在我看来，其实不只是女性主义运动，女性、社会、文化、历史和人类的进步也都是这样发展着的，无论起伏的峰尖有多高，落点有多低，其方向却总是向前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希望在明天，或者说明天更美好，但通往明天和未来的路却在脚下。

（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博导）